古人類基因定序與圖譜研究在去年的諾貝爾獎大放異彩，開創這個領域並締造巨大成就的德國馬克士普朗克演化人類研究所教授帕波（Svante Paabo），因此獲得了生醫獎。去年11月號的「科學人觀點」，我特別介紹過這位40多年前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子演化實驗室」遇過的年輕博士後研究員，他不僅完成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定序，更在新冠疫情期間，發現一組來自尼安德塔人遺留在現代不同種族身上的高風險基因，使人容易染疫且導致重症。他的研究團隊也進一步利用基因剪輯技術和螢光蛋白技術，比對基因的組成和突變，發現大約在40~75萬年前，現代智人的祖先因為TKTL1基因突變，使得腦前額葉更發達。這意味著人類認知學習能力增強，得以克服天候環境的大災大難存活下來，而尼安德塔人缺少這個基因突變的「天命」，最終走向滅絕之路。

有趣的是帕波團隊在西伯利亞南部荒野的一個洞穴裡，發現一塊類似小指頭的殘缺小片化石。分析的結果顯示，化石的主人既非現代智人，也非尼安德塔人，而是另一個生活在3~5萬年前的全新人種。不曉得他們是何許人種，就姑且依發現的地名稱之為丹尼索瓦人。接下來的基因漂流史更是精采，從西伯利亞以南的各地考古人類博物館都收藏當地附近所挖掘出土的古代人骨，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或附近大學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也利用了帕波團隊的基因圖譜分析技術，分析這些出土人骨的基因，竟然發現和丹尼索瓦人基因相符合的人種，沿著朝鮮、日本、琉球、菲律賓，一直到索羅門和新幾內亞，都曾經在這些地方生活過。也就是說，丹尼索瓦人在遠古時代飄洋過海，散佈在東南海域，甚至也有一小部份到達了西藏地區。古基因研究，見證了史前的人類遷移史。

這股古遺傳學浪潮，方興未艾。讓我們把時間拉近一點，也把眼光由西伯利亞經白令海峽到阿拉斯加，再到北美洲。根據傳統的說法，西伯利亞早期的原住民向東遷移，渡過白令海峽，再往南到達北美洲，是唯一也是首先居住在北美洲的族群。但最新的基因研究顯示，最早到北美洲的，還有來自中國北部沿海地區的族群，而且是分兩次遷移過去的。這篇論文刊登在5月的《細胞報告》，是由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分子人類學團隊所做的研究。他們以粒線體DNA中的D4h為標的，分析歐亞大陸10萬個現代DNA樣本和1萬5000個古代DNA樣本（由於D4h只來自母親，可以用來追蹤母系血統），發現由中國到美洲和日本的史前移民，第一次發生在1萬9500年前至2萬6000年前間。從氣候變遷的古代記錄來看，那時正是上一次最大冰河期，厚厚的冰層掩蓋中國的東北部地區，居民生活無著，只能冒險渡海求生，往東漂流到北美洲西岸。第二次的遷移發生在1萬9000年至1萬1500年間，可能不是因為天候災變，而是人口增加了。從基因的比對，更發現到日本人（尤其是愛奴人）、北美洲原住民和北方中國人，在男性的Y染色體上有相當的關聯性。這個結果和分析D4h所得到的結果是一致的！從2000年以來的許多考古研究都顯示，最早來到北美洲然後居住下來的並非單一的西伯利亞族群，還包括中國東北方族群和日本人。古基因研究，再次還原了北美洲在2萬年前是個多種族群居的史實。

讓我們再把時間拉得更近，眼光也更往南看，來到2200年前左右的蒙古大草原。翻翻歷史，不難發現馳騁在這片歐亞大草原的游牧民族，正是讓人聞風喪膽的匈奴。但匈奴是誰？史書並沒有很清楚的交代。多數人對匈奴的印象，不外乎那是一個以狩獵和畜牧為生的野蠻民族，善騎馬和強弓箭，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城掠地，所到之處燒殺擄掠，無一倖存。但我們怎麼會對匈奴人有這些想當然耳的惡劣印象？自然都是拜歷史學家鮮明的描繪所賜。多數學者公認匈奴一詞最早出現在《史記》，司馬遷在公元前318年的五國聯攻秦國時，首度提到這個族稱。在他的筆下是這麼形容匈奴的：「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已侵伐，其天性也??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因為匈奴貪婪好鬥、到處搶奪擄掠，所以秦漢修築長城，只為防範他們侵略。由於匈奴人沒有文字，沒有留下族群生活的任何記錄，這些所謂「史實」都是敵人撰寫，免不了偏見的描繪，更充滿選擇性的敘述。

也因此對匈奴真實的習性和社會文化，我們實在知道得很少。對於匈奴帝國的建制、社會組織運作和不同族群間的互動，我們更是連一知半解都說不上。為一探究竟，德國馬克士普朗克的演化人類學研究所和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結合韓國首爾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及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帝國西部邊境兩個著名的貴族和地方菁英墓地，展開非常仔細的調查與發掘，並對其中18具人骨進行全基因組資料分析。結果發現，族群基因顯示非常清楚的遺傳多樣性，而且多樣性的程度和社會地位有關，即社會地位越低的人群，基因多樣性的程度就越高，而統治階級的基因多樣性低，意味著是單一族群。研究者也發現，婦女的墳墓都蓋得美麗壯觀，陪葬物都很精緻珍貴，並且周邊埋有許多平民男性，顯示婦女握有極大的權勢。這意味著皇族的女兒嫁到遠處的另一族群，不但備受尊崇，而且是和平相處的穩定力量！墳墓中也發現11~12歲左右的男孩，如果死亡時有弓和箭陪葬，很可能他是以戰士或獵人的成年身份埋葬。這篇發表在4月《科學進展》的研究，再次見證了古基因分析結合考古，可以建構出匈奴帝國不為人知的社群組合和社會文化！

最後，讓最近的一個研究發現來回答「匈奴人真是性本惡的殘暴之徒嗎？」公元400年，一支來自東方的匈奴族軍隊在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的帶領下，橫掃歐亞大陸，每攻下一座城市，就搶奪黃金、姦辱婦女、屠殺全城，撼動了當時的霸主羅馬帝國，而被稱為恐怖的阿提拉。英國劍橋大學的考古學家和古氣候學家對阿提拉的侵略行為提出了另外的解釋。兩位研究者查看天候的考古記錄，發現在公元420~450年間，歐亞草原發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災，導致匈奴族群東西奔波，尋找糧食。靠近亞洲的乾旱越來越嚴重，迫使匈奴人隨阿提拉王往較不乾旱的歐洲移動。眼見千軍萬馬兵臨城下，歐洲人起身戰鬥、保家衛城，卻打不過驍勇善戰的匈奴。雙方仇恨升高，戰爭越形殘暴。為了證實阿提拉西行是因為旱災，他們也查看了捷克和匈牙利地區古老樹木的年輪，證實天候在公元447、451、452年確實非常非常乾旱！追根究柢，匈奴王西征，非為侵略而侵略，實是避旱求生。這篇論文刊登在去年底的《羅馬考古學期刊》。

這個結論能否成為歷史學界的共識，為恐怖的阿提拉平反，恐怕也不容易。只是歷史常會在口說和書寫的字句取捨中，產生選擇性的偏見。現代高科技以古基因分析透視人類因應天災地禍、避走他鄉，散佈至各洋各洲的遷徙史；而古樹蒼蒼，其年輪佐證了天候乾旱，原居地寸草不生，只有易地求生，祈求存活在新天地中。基因圖譜和樹木年輪，還原了這些歷史的真相！


(圖源：Michel Neyroud; Eugene Delacroix,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Hakenbeck, S., & Buntgen, U. (2022). The role of drought during the Hunnic incursions into central-east Europe in the 4th and 5th c. CE.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35(2), 876-896. Credit: Ulf Bunt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