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像來源：朱有花)

〈她們是天文學家〉的作者芬克拜納（Ann Finkbeiner）在文中介紹了兩位美國早期最家喻戶曉的女天文學家魯賓（Vera C. Rubin）和柏比奇（Margaret Burbidge），但跳過30年，接著提到尤瑞（Meg Urry）的巴爾的摩憲章（Baltimore Charter），再跳過20年，訪問約在過去10年內獲得博士學位的年輕女天文學家。

由於芬克拜納不是天文學家，她完全忽略了中間50年女天文學家的處境與奮鬥。如果她花一些時間去訪問資深的女教授，就會發現，在她忽略的這50年間，女天文學家往往需要是最出色的（best）才會被認為是出色的（better），而出色的才會被認為是不錯的（good），這就是為什麼從1990年至今，美國天文學會（AAS）的16位理事長中有9位是資深女天文學家，包括尤瑞（於2014~2016年擔任）。因此我們可說，女天文學家在學術上一直如星光閃耀，只是經常遭忽略，芬克拜納也不例外。

不錯，年輕女天文學家可以染綠色頭髮、穿裙子，贏得女性獎項，但她們敢在35歲前生孩子嗎？AAS給年輕學者的兩個最大獎項，華納獎（Helen B. Warner Prize）及皮爾斯獎（Newton Lacy Pierce Prize）都有36歲的年齡限制，這才是大家不提的「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問題。我在30多年前建議AAS修改年齡限制，但因捐款家族堅持，該年齡限制延用至今。在台灣，科技部與台灣物理學會頒給年輕學者的獎項也有年齡限制，但女科學家可因育嬰而展延年齡限制，在這方面，台灣比美國先進多了！

▲ (影像來源：郝玲妮)

我個人的學術背景正好和〈她們是天文學家〉有些相近，當我進入太空天文領域攻讀博士學位時，女性比率非常低。我了解到在天文觀測與高能物理實驗的研究需要至不同的研究機構參與團隊合作，這對於女性是較為不方便的工作環境。我選擇以理論為主軸、能獨立進行的物理研究，我希望能在太空宇宙的舞台中自由與隨心所欲地思考，純粹地從事科學研究，而不受限於人際關係的因素。

女性在科學研究的生涯中，難免感到孤單，因為研究過程中，即使是能獨立進行的研究，能與他人分享構思與討論、腦力激盪是很重要的，然而這樣的學術環境與文化在亞洲國家相對較為缺乏。有一年，我與國內的幾位物理學者獲邀參加南韓物理學會會議，在25人的歡迎晚宴上，竟然是唯一的女性學者。〈她們是天文學家〉提到的那些具鋼鐵般意志的女性令人感佩，因為要改變文化，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氣和領導力。我在美國做博士後研究時，即已見證幾位傑出女性學者積極推動「科學領域中的女性」（women in science）。幾十年以來，在先驅者與接續者的努力下，逐漸撼動箝制女性的文化，女性參與科學研究的比率越來越高，很多制度開始改變，讓女性得以兼顧家庭與工作，並確保機會同等。但同時，學術的大環境與趨勢也在改變，學術成果講求量化、指標化、高比率的經費投入許多大型研究合作計畫，而此科學研發的模式並不利於女性的特質。

文中提到，部份女性對資源分配不公等問題不敢發聲，選擇融入不友善的文化中，女性的研究能力及貢獻遭低估的例子在科學領域是很真實的。這意味，女性意識仍需持續耕耘。女性若無自覺，學術文化就沒辦法改變。很少人認為女性具有大師級學者的資質及潛力，因此我多次在公開演講中提到：「女生可以是愛因斯坦！」也藉此機會鼓勵年輕女孩「培養自由的心靈，充份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推動「科學領域中的女性」不應只是解決女性參與科學的比率問題，更要有意識、領導力及社會責任去提升學術文化。

▲ (影像來源：郝玲妮)

二、三十年前，女性應該以家庭為重的價值觀還是社會主流，有些教授甚至會反問攻讀博士班的女學生：「這樣妳怎麼嫁得出去？」我也看過許多女性同事，為了成就婚姻和家庭的完整性，選擇中斷或放棄學術生涯。

我很高興在眾多獎項上，女科學家獲獎的比率越來越高，這顯示女性投入科學領域的人數增加，累積的成果亦逐步璀璨，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已經有所減少。然而，我們很容易能觀察到，相較於學術成就，社會大眾或媒體有時更常關注女科學家的外貌特質。

當媒體為取得重大學術成就的女性學者貼上「正妹科學家」的標籤時，我們或許可以反思其中是否存在刻板印象？「正妹」與「科學家」的結合，為何會被視為少見特質並成為新聞標題？其實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想表現的特質，而且這些特質與其投入的領域、學術的成就並沒有固定的組合。

有一次我去小學演講，孩子們看到我的時候非常驚訝，因為他們認為科學家應該是男性，沒想到會是位女教授。這個經驗令我印象深刻，後來我正好有機會主持清華大學的「築科女孩的科學歷險」營隊計畫，當時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希望讓更多學生看到女科學家的模樣，知道女性也能投入與熱愛科學工作。

人生只有一次，你要勇敢地做自己，我期待大家都能給自己一個機會去嘗試，不要輕易為了社會的期待和別人的看法放棄喜愛的事物。

▲ (影像來源：楊湘怡)

對我來說，身為女性堅持走上學術道路，碰到最大的困難莫過於生育問題。我必須把握適當的生育年齡，又不能停止學術產出——然而這兩段時間幾乎完全重疊。在第一個小孩的預產期前幾天，我甚至一邊陣痛、一邊開會，好不容易在生產前送出一篇期刊論文。

生下小孩後，更大的挑戰才剛要開始，睡眠和工作的時間都被壓縮和切碎，在養育新生兒的前幾個月甚至一年都無法回復原本的步調。由於從事學術工作，需要經常到世界各地開會，而許多學校或會議空間都沒有哺乳室，我常常只能帶著擠奶器、奶瓶等一大堆裝備，躲在陰暗狹窄的廁所裡擠奶。直到現在，大部份的主辦單位仍然不會主動考量到這些事。

有時在資深前輩較多的公開場合上，我觀察到女性的發言會比男性不受重視，例如當一位女性學者和一位男性學者同時展開論述時，女性學者的發言往往遭忽略或打斷。以前我通常選擇噤聲，有些女性學者則更積極爭取表達意見的機會，請對方不要插話，現在我也正試著做到。

其實現今的天文學界相較於過去已有顯著改善，年輕一代的男女科學家比例將近1：1，很多女性學者奪得大獎。我想告訴年輕女孩的是，撇除性別和家庭因素，科學研究本來就是一條難走的路，無論如何都要抱持熱忱，如果認定這是自己的目標，那就做吧！正如〈她們是天文學家〉提到的女科學家前輩勇敢面對並解決問題，我們也能貢獻己力，打造更多元、具包容性的學術環境。

▲ (影像來源：李悅寧)

首先想分享兩則故事。2015年，我參加了在法國南方海邊小鎮的研習營，主題是星團與星系演化的恆星物理。經歷了一整週的課程與討論，有一天我驚覺，主要的幾位主辦老師都是女性，這次活動少了參加研討會常常遇到的那種劍拔弩張、充滿男子氣概的雄辯場合，連我的男性指導教授，都在晚會舞池中愉快踩著舞步。幾位老師像是美與智慧化身的仙女，給了我很大的安慰：科學的熱情與嚴謹，不一定需要借助雄性激素來展現。

今年6月，我聽了一場國家交響樂團的音樂會，女指揮、女鋼琴獨奏家、管樂聲部有好多位女性演奏家、樂團首席也是位女小提琴家，美好而澎湃的一夜饗宴。爾後我不禁自問：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注意到性別？

偶聞前輩們苦言當年面對各種荒謬的兩性不公，需要如何尖銳地對抗，甚至於不願以「女科學家」的身分接受表揚；在我成長與學習的過程中，得到許多照顧與鼓勵，平心而論，有時真的會懷疑，到底是因為我很優秀？還是因為我是女性？

不同世代至今經歷了數次性別意識的重大轉變，我漸漸認知到，現在的年輕人生在一個幸福的年代，有前人種樹，我們不再需要用力強調自己是女性，或者抹煞自己的女性特質，而是可以用溫柔且堅定的方式告訴世人，追求科學真理並不需要勉強自己符合特定框架。我很感激，也希望未來的世代在各個領域都可以發揮所長、揮灑自如。做自己，不再是一種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