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寫了一張列表，列出總是在女科學家檔案中出現、但令我厭倦的敘述：她是第一位獲聘任的女性、第一位擔任研究團隊領導人的女性，或是第一位贏得某些重要獎項的女性。當時，我收到一位優秀女天文學家的檔案，她所有「第一」的頭銜都不是在描述這位女性，而是透露出天文學界的傳統文化：崇高地位只屬於白人男性的特權階級制度。於是，我自己製作了一份「芬克拜納測試表」，為了堅守原則，我假想突然跳進一個新世界，性別在這裡無關緊要，可以忽略。我就是單純採訪一位天文學家。

一段時間後，情勢轉變。當我要採訪天文領域的佼佼者時，聽到了一些年輕女天文學家的名字。我好奇，如果科學頂尖社群現在有許多女性，她們是否生活在「後芬克拜納測試」世界，也就是說，她們只是天文學家，而不是「女天文學家」。結果，我完全錯了。她們的確是學界頂尖，但毫不諱言自己是女天文學家，而且正在重塑天文學界。

早期，女天文學家必須對抗階級文化的各種限制，狀況改變非常緩慢，原因之一是女性人數很少。隨著女性人數慢慢增加，情況逐漸逆轉，形成截然不同的世界。在2010年左右取得博士學位的女性，她們獲獎、獲聘研究員和教授職位，不受愚蠢的制度所苦且不受限於既定規範，而是建立自己的規則。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專任教授克努森（Heather Knutson）研究系外行星的特性，在2013年獲頒甘農（Annie Jump Cannon）天文獎，她說：「我們創造自己想要的文化。現在，我們的人數更多，有力量改變。」

她們的世界不只容納女性，還有因為其他理由而遭邊緣化，以及在該領域人數仍極不具代表性的族群，例如有色族裔、殘障人士、多元性別認同者（LGBTQ+，也就是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疑性戀等非傳統二元性別認同的人）。

這些女天文學家在科學和文化上極有理想，綻放獨特光芒，炫目奪人。她們身處的世界仍有限制，雖然束縛沒有以前多，但她們更積極對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米勒博士後研究員巴特爾（Ekta Patel）專研衛星星系行為模擬，她說：「我們不會改變自己來符合既有框架。」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博士後研究員梅德羅斯（Lia Medeiros）目前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黑洞，她說：「我很享受當女孩。而且，我將成為物理研究領域的女孩，這也是我的世界。」

鋼鐵意志打破窠臼

很久以前就有女性成為天文學家，但是她們必須具有鋼鐵般的意志。1954年，魯賓（Vera C. Rubin）取得博士學位，當她是學生時，有人建議她離科學遠一點。她不理會，繼續前進，不斷告訴自己：我只是與別人不同。她在丈夫工作的地方完成碩士學業，同時養育孩子並成為獲聘職位的唯一女性。她首度發現暗物質的有力證據，多年來，暗物質依然是宇宙學的最大謎團。她獲選進入美國國家科學院（NAS），並贏得美國國家科學獎。魯賓於2016年過世，之後一座極具雄心的天文台以她命名，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測繪暗物質。

時間回到1965年，當時魯賓必須面對赫爾望遠鏡（Hale telescope）禁止女性進入天文台的規定。表面上，理由是觀測工作必須通宵，而天文台沒有女性盥洗室。魯賓用紙剪了一個穿裙子的女性圖案，貼在一間盥洗室門上，成為赫爾天文台第一間女性盥洗室。

魯賓很傑出，但面臨到極為僵化的工作情況。所有在195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取得博士學位的女性天文學家，她們的故事都類似，對盥洗室的不安是共同情節。她們不受認可，也不允許在家庭生活之外有自己的事業；她們建立堅強的保護層抵禦外界質疑，幾乎全然孤立。她們最好的選擇，是融入天文學界的男性文化。柏比奇（Margaret Burbidge）在1943年取得博士學位，她是化學元素在宇宙中如何形成的共同發現者，獲選進入NAS並得到美國國家科學獎，但拒絕了只頒給女性的甘農天文獎。她認為，排除或優待都算一種歧視。魯賓那個時代的女天文學家孤立而自成一格。耶魯大學以色列孟森物理與天文學教授尤瑞（Meg Urry）表示，對她來說，魯賓就是例證。

但在1960與1970年代，一連串法庭判定、平權政策、法律和行政命令，要求大學無論是聘任職務或錄取學生都不能排除女性和少數族群。當尤瑞在1984年取得博士學位時，魯賓時代的有些限制已經違法，其餘的限制則遭到輿論譴責。

1987年，尤瑞在太空望遠鏡科學研究所（STScI）研究活躍星系核，這類明亮天體通常有光年尺度的噴流。她發現，這類物體有些是同一族群；後來證明，這些天體是位於星系中心的巨大黑洞，不斷噴出噴流。當時STScI成立六年，在最初聘用的60位科學家中，59位是男性。1992年，尤瑞主辦了一連串女天文學家研討會，研討會後來由美國天文學會（AAS）主辦。當年，會議在美國巴爾的摩市舉行，會議結論稱為「巴爾的摩憲章」（Baltimore Charter）。該憲章指出，只要女性必須負擔家庭生活，職涯發展就無法與男性相同。該憲章建議，在所有行動事項中，必須「立即且確實」杜絕性騷擾，並且履行平權行動的理念。尤瑞表示，最根本的改變是，聘用候選人名單至少有一位女性。她認為，這場首次舉行的會議帶來的最大衝擊，是「200位女天文學家齊聚一堂，在這之前，你最多在女性洗手間遇到三位，所以這是盛大且令人震撼的事。」

據統計，1985~2010年取得博士學位、與尤瑞同世代的天文學家，在1990年代擔任天文學博士後研究員、助理教授與副教授的學者當中，女性約佔15%，女教授則約佔5%。女性在這個領域的比率太低，大家認為最好的選擇仍是融入既有文化。澤爾納（Nicolle Zellner）在2001年取得博士學位，現在擔任AAS女天文學家待遇委員會聯席主席以及亞爾比昂大學教授，她表示：「在尤瑞的時代，女性認真工作，努力適應並期望獲得回報。」

隨著加入這個領域的女性慢慢增多，現在達到足以改變情勢的人數。1999年，在天文學助理教授與副教授中，女性約佔16%，2013年時約佔22%；1999年，女性約佔教授人數7%，2013年則是14%。尤瑞表示，這些數字變化，推動了政策與做法改變。

越來越多研究機構與專業社群把巴爾的摩憲章納入考量，例如提供可負擔的托兒措施與育嬰假、根據家庭狀況調整聘用任期，以及發佈行為守則。各種獎項開始准許自我提名，避免過程中出現某些偏見。

於是，女性不僅人數增加，限制也減少，我認為普遍展現出「耀眼」的特徵。我們常在演講與對話中觀察到這類煙火般的耀眼光芒。在早期天文學家中，年輕男性大多較受矚目：明顯的光采和鋒芒、自信滿滿、充滿活力和喜悅。要量化耀眼的程度很難，多數評量標準難以定義並精確計量，包括望遠鏡觀測時間、具名的受邀演講、論文引用數或研究團隊的領導能力。但有些例子可做為指標，例如在美國科維理基金會或AAS一般科學貢獻獎項中，女性獲獎比率：2001~2005年是4%，2006~2010年是12%，2011~2015年是23%，2016~2021年是30%。另外，在NAS決定未來天文學發展的十年調查小組中，女性席位比率：1990年是8%，2000年是15%，2010年是27%，2020年則是43%。另一例是，在獲得錢卓、薩根、愛因斯坦和哈伯這些聲望很高的博士後研究員獎金，並且可以到自己選擇的機構任職的研究人員中，女性比率：1996~2010年是24~28%，2011~2015年是31%，2016~2021年是45%。2021年，合併後的薩根－愛因斯坦－哈伯博士後研究員獎助金由美國航太總署（NASA）提供，女性人數佔58%。

這三項指標的曲線，約在2015年顯著上升。維克（Jessica Werk）在2010年取得博士學位，現在擔任華盛頓大學副教授以及哈伯研究員，她表示，2015年後的女天文學家顯然是「狠角色，她們真的不甩其他人。」

新世代女力嶄露頭角

凱西（Caitlin Casey）於2010年取得博士學位，曾是哈伯研究員，獲得AAS的皮爾斯獎（Newton Lacy Pierce Prize），現在擔任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副教授。她帶領兩個團隊，使用地面與太空的主要望遠鏡搜尋數百萬個星系，以及預計使用韋伯太空望遠鏡巡天，尋找宇宙形成10億年時的年輕星系。

當凱西擔任博士後研究員時，資深科學家給予她研究上的建議：「加倍認真工作。凌晨4點參加線上會議，處事低調直到安全獲聘任為止。」她和其他剛開始在學術圈任職的朋友認為這建議很糟。她們告訴彼此：「那根本是一堆廢話，我們何不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然後看看是否獲得聘用？」最後，她獲得聘用。當她成為教員後，又有人建議她，在獲得終身職之前不要太激進。她說：「雖然這令我憂心，但我決定忽略。後來我獲得終身職。」每次得到類似的糟糕建議，「我會找其他女性一起商量 。」

這群閃耀光芒的女性知道，她們有其他女性支持。塔特（Sarah Tuttle）於2010年取得博士學位，現在擔任華盛頓大學助理教授，她建造儀器研究鄰近星系。她說：「當我們有三個人，彼此能分工合作，有更多空間施展身手。」喬米克（Laura Chomiuk）也在2010年取得博士學位，曾是顏斯基研究員，現在擔任密西根州立大學副教授，研究新星（nova）。她表示：「我的確覺得有同盟。我總是可以找到盟友。」她們要嘛加入社群，要嘛自己建立人際網絡。她們一起吃午餐、在研討會時聚會、串連部門的女性訪客、設立私密臉書專頁、Slack頻道與推特。柏格（Danielle Berg）於2013年取得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助理教授，專研恆星形成星系的演化，她說：「我待過的每所大學都有女性社群。」

當你感到背後有人支持，更能自在做自己。曼寧（Sinclaire Manning）在去年取得博士學位，現在擔任麻州大學阿模斯特分校的哈伯研究員，專研明亮富含塵埃的年輕星系，她說：「我不想成為一位面無表情的機器人天文學家。我就是一位黑人女性，我從不掩飾自己的樣貌。」柏格則是頂著一頭紫髮，穿著亮綠色套裝去求職面試，她說：「面試結果很好。」有了後盾，你也會自由，就像凱西的朋友，可以不認同既有文化。霍斯特（Sarah Horst）於2011年取得博士學位，現在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助理教授，研究行星與衛星大氣。她說：「我在這裡第一年時心想，如果在取得終身職前必須忍耐七年，那我什麼也無法改變。如果要我在校務會議上保持沉默，我寧可辭職。」

對於天文學界的性別歧視或挑釁傳統，她們不願保持沉默。例如2011年取得博士學位的羅培茲（Laura Lopez）回憶，委員會成員曾說「當然，她很漂亮，可以聘用她」之類的言詞。羅培茲曾是哈伯研究員及愛因斯坦研究員，現在擔任俄亥俄州立大學副教授，研究恆星的生命與死亡。她說：「在Zoom世代，我可以立刻傳訊息給部門主管並且說：『請制止這種事。』而他也會這麼做。」

研究成果發表時，如果台下聽眾的提問充滿火藥味，柏格會回應說：「你現在覺得好些了嗎？我可以繼續嗎？」朱克（Catherine Zucker）於2020年取得博士學位，現在擔任STScI的哈伯研究員，研究星際介質，她則會轉移討論方向：「我會說：『我們在會後聊聊。』但從沒有人這麼做。」

性騷擾 零容忍

最顯著的改變是，新世代天文學家對於性騷擾不再沉默。雖然性騷擾問題在社會上已廣泛討論，這類言行在每個機構的行為守則中也屬違法，卻依然常見：2018年，NAS在一份報告中表示，理工學界有58%的女性遭遇性騷擾，其中只有6%舉報。不過，情勢在2015年可能明顯轉變，美國網路新聞媒體BuzzFeed報導指出，傑出天文學家馬爾希（Geoffrey Marcy）涉及性騷擾，後來也有許多重要媒體報導，此案件仍在審理中。現在，女性更常舉發性騷擾事件，並且具名，管道也不再只是以前的耳語相傳，還有新聞與社群媒體。

馬丁（Emily Martin）於2018年取得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飛馬座51b研究員，她建造儀器研究系外行星。當她是碩士生時，實驗室的已婚副主任不斷傾訴對她的感覺。如果她沒有回應，他就當面質問她。當她即將完成博士班學業，對他較不害怕時，她對大學裡負責性騷擾政策的Title IX辦公室申請正式調查。該辦公室的結論是，他的騷擾行為沒有嚴重到影響她完成學業和取得博士後職位。於是，馬丁在網站Medium寫出這些事，並直接寫出他的姓名。

霍斯特在大學時舉報一位對她性騷擾的男性，但校方宣稱他沒有做錯。其他人告訴她，他曾騷擾其他女性，那些女性擔心受報復，所以不想公開，於是霍斯特同意不透露他的姓名。她曾建議研討會主辦單位改變會議室的海報排列方向，站在海報旁的發表者便明顯可見，而不是困在角落。

丹尼爾（Kathryne Daniel）在2015年完成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布林茅爾學院助理教授，研究理論星系動力學。她說，當遭遇性騷擾時，「我會讓他們假裝沒發生任何事，或者我會說：『你必須覺得很羞恥。』因為沒有可靠的方法可以保護舉報的人。」

喬米克不曾受騷擾，但當時有位加州理工學院的天文學家，因為性騷擾而留職停薪，卻預計到她們學校擔任訪問學者。她反對這件人事案，她說，後來「相當戲劇化」。其他人替他道歉，有人告訴喬米克：「他說他沒有做。」或是「我們找他來是為了科學研究。」最後，系所同意她的意見。她說：「我大可算了不要管，但是，我就是辦不到！」

關於性騷擾的標準反應，除了擔心學術生涯因此毀於一旦，還會擔心任職機構無動於衷、主張其他人的權益，或為騷擾者的下一個目標擔心。儘管困難，年輕女性越來越不輕易放過這類事件。凱西寫了一連串推文，列出她的經驗，並且加上：「給所有在這裡的年輕學者：把傷害記錄下來。即使你現在不想分享經歷，有一天你會在一個更有權力（更自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