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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疫情之下 思考永續

2021-09-01 科塔里 ( Ashish Kothari )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全球化體系及其價值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危機或許就是轉機,遍佈世界各地的小規模社區,透過自主、自立、自治,展現兼具保障人類社會安全與維護生物多樣性的永續替代方案。

重點提要

  1. 在世界各地有許多自治社區藉著自給自足,阻絕了新冠肺炎這場世紀瘟疫的侵擾,如常生活。
  2. 中世紀以來歐洲貴族興起圈地運動,帝國四處搶佔殖民地盤。共享資源私有化的過程衍生了現代資本社會,然而隨著自然資源逐漸枯竭,許多當地社區開始思考替代方案。
  3. 原住民部落等社區或許可做為社會轉型的借鏡,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五大領域著手改革。而這場變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在於人們如何改變價值觀。


今年3月昌德拉瑪(Moligeri Chandramma)透過翻譯跟我說,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期間,他們村裡食物沒有短缺,也沒有人受到感染。她是印度南部乾旱地區的農民,在一公頃大的土地上種植了40幾種作物,主要是當地原生的小米、稻米、扁豆和香料。昌德拉瑪是德干發展協會(DDS)的成員,該協會是由將近5000名達利特(Dalit,受壓迫的種姓階級)和阿迪瓦西(Adivasi,印度原住民族的泛稱)女性組成的合作社,她們結合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農業生計的成果斐然,因此在2019年榮獲聯合國著名的赤道獎(Equator Award)。這些農民擺脫了1980年代嚴重營養不良以及社會和性別歧視的窘境,如今已能享有糧食主權和經濟安全。DDS不僅阻絕了新冠肺炎大流行,所屬成員的每個家庭在去年更為該地區無耕地、無生產力的居民,貢獻了約10公斤的救援糧食。


在世界的另一端,秘魯安地斯山脈的六個蓋丘亞族(Quechua)原住民部落,負責管理位於庫斯科市皮薩克地區的Parque de la Papa(西班牙文意思是馬鈴薯公園);該地山景環繞,是馬鈴薯的起源地之一,當地居民視為「生物文化遺產」,他們保護這些從祖先繼承的生物和文化珍寶,並培育了1300多個馬鈴薯品系。我在2008年與其他研究人員和社會運動人士造訪時,對當地馬鈴薯的多樣性震驚不已。


重建社區生活

去年8月農民阿波庫西(Mariano Sutta Apocusi)接受致力於強化全球社區的組織「在地未來」(Local Futures)採訪時提到:「這是20年來我們努力重新定位糧食體系的成果,以往我們過於依賴外部機構來滿足基本需求。我們聚焦在地,提升了獲取多種類食物並維續作物生機的能力,尤其是運用原住民的農業生態法來種植當地原生種作物,包括馬鈴薯、藜麥、尾穗莧及其他安地斯塊莖和玉米。」面對疫情來襲,該社區採取強有力的健康和安全措施,維持農產豐收,甚至提供超過一公噸的馬鈴薯給庫斯科市的移民者、高齡者,以及收留受虐未成年母親的庇護所。


在歐洲,因應新冠肺炎而施行的封城政策,導致大量的民眾失業,此現象促進了許多推動關懷並分享文化的「團結經濟」倡議付諸實行。在葡萄牙里斯本,迪斯葛雷薩(Disgraca)和RDA69等社區中心都致力於在高度分散的城市環境中重建社區生活,提供免費或便宜食物給需要的人。他們不僅提供膳食,還提供活動空間,讓難民、無家可歸者、失業青年和其他陷入困境的人能夠與經濟狀況較好的家庭交流並有所聯繫,創建各種社會安全網絡。社區成員也信任那些有能力捐贈食物或資金的人,從而強化了周邊社區的歸屬感。


新冠肺炎大流行暴露全球化經濟脆弱的一面,過去宣揚這種經濟體系能使每個人受益,實際上卻造成嚴重的不平等和不安因素。去年,光是印度就有7500萬人的生活水準在貧窮線(poverty line)以下;在全球,倚賴長途貿易進行貨物和服務交易來謀生的數億人口經濟中斷。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也曾發生類似的混亂狀態,只不過沒這麼嚴峻;當時大宗商品投機行為以及把糧食轉用於生產生質燃料,造成全球糧食價格飆漲,引發許多仰賴糧食進口的國家出現糧食危機和搶糧暴動。諸如戰爭等混亂事件同樣也會導致貨物流動停擺,威脅人們生存。在此類危機事件中,如果當地社區擁有在地市場和服務,得以自給自足,就能維持正常生活,也能提供自產的食物、能源和水資源給弱勢者。


然而,這些替代生活方式的價值,不僅只於在疾病大流行等相對短暫動盪期間所展現的恢復力。身為開發中國家的研究人員和環保運動人士,我長期主張,把親近自然的人們所擁抱的世界觀納入野生生物保育的全球策略,例如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和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BD)。這幾十年來,我逐漸認同那些批評全球化運動的評論家,例如社會學家兼環保人士薩克斯(Wolfgang Sachs)等人的觀點:要防範生物多樣性崩潰等災難,除了環境適應作為,還需要澈底改革佔據主導地位的經濟、社會以至政治的典範模式。


2014年我和一些人在印度發起活動,共同探索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平相處之道。五年後,這些行動促成了「全球替代方案織錦」(Global Tapestry of Alternatives)的國際線上網絡(幸好,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這些行動和其他研究顯示,無論在世界各地何處,可靠的替代方案往往是基於自立和團結


這種價值觀與全球化理念背道而馳。全球化為世界各地已開發國家的居民帶來更好的生活,提供許多人們認為不可或缺的物資。相對於支撐人類文明而不斷增加的物質財富承諾,生活在物質缺乏地區的人們對生活有很多願景,每一種願景都依據所處的生態系和文化而生。要避免生物圈失衡,掉入不可逆的懸崖,我相信人們能以替代結構(例如達利特農民、蓋丘亞原住民族和里斯本社區中心的行動)來過生活並互相串連,最終形成可以覆蓋整個地球的美麗織錦。


尋找夥伴、研擬方案

我在印度長大,故鄉人們與周遭自然環境緊密相連的生活方式,無疑影響我思考永續之道的真實意義。1970年代,我還是一名熱愛在德里附近森林賞鳥的高中生,當時就已經和同學到沙烏地阿拉伯大使館外示威,對當時來到印度捕獵大印度鴇(Great Indian Bustard,現已瀕臨滅絕)的阿拉伯王子表達不滿。我們這群學生,連同向來愛護大印度鴇等野生動物的拉加斯坦(Rajasthan)當地傳統部落比什諾伊(Bishnoi)的抗議行動,迫使印度政府請求那些皇室獵人打道回府。我們當中有許多人,在那之後繼續為保護世界最大的一片城市叢林「德里山脊森林」展開運動。1979年我們成立了環保組織「願景樹」(Kalpavriksh),系統化推動相關工作;名稱由來是一棵能讓願望成真的神樹,象徵人們對大自然賜予的一切有著益發深切的體悟。


我們組織從社會運動中學到的事,不比在學校學到的少。舉例來說,在調查德里空氣污染來源時,我們採訪住在城外燃煤電廠附近的村民,結果發現這些村民受到空氣污染的傷害比城市居民還嚴重,儘管他們沒有獲得任何電力。電力政策的主要受惠者是生活無虞的人,弱勢者則承受大部份的傷害。


1980年代晚期我們組織前往喜馬拉雅西部,與標誌性的抱樹運動(Chipko)倡議者見面。1973年以來,農村女性就以肉身保護森林,不讓政府森林部門或設立於印度平原的公司砍伐樹木。她們告訴我們,雪松、橡樹、杜鵑和其他樹種是神聖的,也是她們賴以為生的資源:這些樹提供了牛隻飼料、作物肥料以及野生食物,甚至保障村莊的水源。即使我是從城市來的學生,也看得出農村女性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也了解官僚體系在做決策時,幾乎未曾考慮不公平的政策如何影響當地人民的生活。


不久後,我和朋友得知印度中部的納爾默達河(Narmada River)流域將建造30座大壩。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崇敬納爾默達為狂暴而豐饒的女神,她是如此聖潔,人們深信恆河神每年都會拜訪她以洗刷罪孽。我們徒步、划船、乘坐巴士,橫越1300公里,終於驚喜見到瀑布奔騰而下的壯觀峽谷、茂密的森林山坡、生機勃勃的野生生物、栽種各類作物的農田、繁榮的村莊以及古老的寺廟,而這一切都將消逝!我們開始質疑「開發」這個概念的本質,它一定能產生比維持原狀更多的好處嗎?將近四年後,我們的恐懼悲慘地應驗了:數十萬流離失所的人們仍在等待適當的安頓,大壩下游的河流也已變成涓涓細流,導致海岸線退縮了100公里。


多年來我逐步了解,強大的經濟力量在擴及全球的過程中,是如何把社會不公與生態破壞密切連結在一起。回顧殖民和奴隸制時代,民族國家及其盟國極盡所能擴張經濟和軍事影響力,開採全球自然資源並剝削勞工,以促成歐洲和北美新興的工業革命。經濟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其他領域的學者已經指出,這段痛苦的歷史如何奠定當今全球經濟的基礎。這種經濟體系除了造成不可逆的生態破壞,還剝奪許多當地社區共享土地資源的機會(河流、草地和森林對居民的生存相當重要),同時造成對外部市場的依賴。疫情大流行期間的巨大苦難,只是暴露過去和當代之間的斷層。


幾十年來的遊歷,特別是與經濟學家施里瓦斯塔瓦(Aseem Shrivastava)合作寫書的過程,使我體認到一股更具展望的趨勢。在印度全國乃至全世界,數百場社會運動正設法賦權給弱勢社區,幫助他們拿回對生活和生計的控制權。2014年願景樹發起一連串名為Vikalp Sangam,或稱「替代方案匯合」(Confluence of Alternatives)的聚會,讓所有正積極努力推動改革的人們得以聚集在一起,分享想法、經驗,並進行協作,藉此打造一個關鍵的改革群體。


這些行動和廣泛的閱讀,讓我深入了解自己正在研究的一項重要議題:理想中的可靠替代方案有什麼基本特徵?可喜的是,在追尋的路上,我一點都不孤單。2014年在德國萊比錫舉行的非增長(degrowth)研討會上,我很開心能聽到厄瓜多的經濟學家兼前政治家阿克斯塔(Alberto Acosta)就「buen vivir」發表演講,此概念建立在倡議與他人以及與大自然和平相處的原住民世界觀。雖然阿克斯塔不會說英語,我也不會說西班牙語,我們還是興奮地嘗試與對方交談。非增長專家德馬里歐(Federico Demario)隨後加入並協助翻譯,經過一番討論,我們決定彙編來自世界各地正蓬勃發展的各種替代方案,並且在一個信封袋背面記下20種可能的做法。後來我們說服發展評論家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和生態女性主義者沙列(Ariel Salleh)共同編輯《多元世界》(Pluriverse)這本專書,此書最後羅列的替代方案增加到100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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