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台灣的生技產業有機會-科學人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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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台灣的生技產業有機會

2008-09-01 採訪/李家維、王榮文、李名揚|攝影/張鎧乙


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就任將近兩年,在這段期間內,中研院提出了對國家能源政策的建議、立法院通過了「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這兩起重要事件的背後,都有翁啟惠的大力參與,他樂觀預測未來10年台灣生技產業產值將達新台幣三兆元,而信心則來自於台灣有很好的人力素質。《科學人》特別訪問翁啟惠,一窺他心目中的中研院乃至台灣生技產業未來的藍圖。以下為專訪紀要:


科學人(以下簡稱科):去年7月「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通過後,似乎為這個產業打了一劑強心針,我們知道您對這項條例的制訂著力甚深,您認為它的通過,對台灣未來生技產業發展有何重要性?
翁啟惠(以下簡稱翁):生技新藥條例是非常重要的法規,是台灣未來產業發展的關鍵。台灣在1980年代進入高科技產業,當時的策略是從代工製造切入,這條路走得很成功;但台灣若想成功發展生技產業,很難繼續沿用相同的策略,應該朝智慧財產權(專利申請)的方向努力。因為生技的代工主要是做學名藥,新加坡、韓國、印度、中國都已往這方面發展,只能靠壓低成本來競爭,台灣已經錯過時機了。 其實台灣多年來投入很多資源在基礎研究,也養成很多生技人才,但因沒有生技產業,人才畢業後沒有地方去,只好出國;就算念完書回來,也因為產業界缺乏研發,無法容納這麼多基礎研究的人才,所以都到學術界去了。 台灣既然有這麼多基礎研究人才,為何沒有創新發明的產業?主要原因是法規不鼓勵,甚至限制。例如以前規定2~3年沒有營收就不能貸款增資,創業的股票即使公司還沒成功也要課稅;另外有科學工業園區,卻沒有生醫園區。法規和基礎環境都沒有,產業當然起不來。


科:這項條例的研擬過程如何?
翁:產業和基礎研究越接近,就越現代化。台灣的生技產業界現在還不能承接學術界的研究成果,而學術界很多新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是否有產業價值。我2003年回國,面對技術移轉問題,開始了解國內法規,思考問題所在,發現既有法規有很多限制,而且大多是從製造業的角度制訂的,並不鼓勵創新研發。2005年我心裡大概已經有個輪廓,知道該怎麼做,後來獲得前總統陳水扁、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前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前經建會主委何美玥及前國科會主委陳建仁支持,我們也一一拜會了有意見的立委,耐心地解釋和溝通,後來由王院長提案,才在去年通過生技新藥條例。這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台灣根本不存在開發新藥及高階醫療器材的生技產業,新條例剛好補足這一塊,卻沒能照顧現有產業,因此以前沒人敢推動,其實這是可以做到的。


生技新藥條例將帶動產業起飛

科:現在有了新的條例,您認為台灣生技產業未來可能有怎樣的發展?
翁:美國是在1980年通過類似的條例,才有今天生技產業的規模。台灣的生技新藥條例有課稅優惠,主要技術提供者可獲得不必課稅的技術股,也可當公司創辦人、董事或諮詢委員,協助公司的研發並發揮影響力,可使公司重視技術發展。當技術和資金都投入了,便可促成學術界與產業界合作,產業自然就可以起來了。


科:新條例通過已滿一年,台灣的生技產業是否已經開始提升?
翁:最明顯的是現在已經有資金開始流入生技產業。我看到很多公司來中研院尋求技術移轉,以前大家認為基礎研究無法發展成產業,但現在有各種優惠誘因,投資者或經營者比較敢嘗試,敢嘗試才有成功的機會。不過現在企業界和學術界知道這項條例的人不多,還需要多宣導。


科:過去許多人對竹北生醫園區寄予厚望,但一路走來很不平順,現在有一種說法是生醫發展不需要園區,您的看法如何?
翁:我認為竹北生醫園區附近有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國家衛生研究院、工研院等多個學術研究單位,可和產業界配合研發,對創造地區優勢及特色會很有幫助。尤其台灣的醫療器材產業規模已超過藥品,但過去做的都是低階器材如體溫計等,利潤很低,若能結合具有優勢的電子及醫學,讓醫生和工程師合作,並與這幾個研究單位緊密互動或合作,將來一定很有希望。


科:您希望這項條例未來能達成怎樣的目標?
翁:全世界生技製藥產業的產值約為一年8000億美元,其中小分子藥物約4000億、醫療器材2000億、生物製藥1000億、健康食品1000億;台灣只佔全部的0.6%,也就是大約新台幣1500億元。10年後,全世界的產值預估為2兆美元,假如我們能在10年內從0.6%進步到5%,那就是新台幣3兆元的產值了,並希望其中利潤能高達70~80%。


科:您對台灣生技產業的前景如此樂觀,理由是什麼? 翁:台灣有很好的人力素質,也有資金,加上基礎研究成果不錯,只要資金願意投入,前景當然樂觀。


科:您認為目前的發展符合當初預期嗎?5%這個數字是怎麼算出來的?
翁:現在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的進度,其實比我預期的更超前,因為已有許多資金在找尋適合投入的案子及人才。亞洲市場佔全世界的30%,而日本生技產業發展不算很成功,加上我國衛生署的規定接近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標準,如果好好發展一些具有地區特色又有世界市場的產品,我們應該有機會的。
5%這個數字我只是憑感覺,畢竟我們的高科技產業產值可以佔全世界的70%,現在生技產業有法規、有資金、有人才,難道連5%都沒有?


科:可是在過去一年間,並未看見台灣的生技產業有實際的產值?
翁:發展生技產業一定要有正確的商業模式。我們應了解在研發的過程中,無形智慧財產在每階段的價值都在增加,以前台灣都小看、甚至忽略了智財權的重要。例如日本富山化工最近研發的新型類風濕性關節炎藥物,只做第一期人體實驗成功,瑞士羅氏大藥廠就出4億美元取得授權。所以只要公司定位尖端創新研發,智財權就有極高價值,這是台灣可以走的路。台灣的生技專利數目排名世界第16,若除以人口數就是世界第3、4,很多專利都是新發明,卻沒有開發出價值、做成產品,非常可惜。


科:台灣的健康食品很多,您研究的靈芝多醣體,也已有廠商取得您的專利授權,做成健康食品上市。您對健康食品產業的看法如何?
翁:台灣開發健康食品已經超過20年,產值卻只佔全世界不到1%,原因出在打不開國際市場。其實健康食品是有機會的,只要找出維護健康的科學根據,做好品質管理,並且企業化經營。例如德國的銀杏產品,一年產值就有新台幣140億元,其他還有紅麴、冬蟲夏草、綠茶等產品,但這些都是我們經常在使用的啊!為什麼不是我們做出健康食品,然後賣給外國人?


健康食品和藥有不同的專利及商業模式。健康食品著重安全及推銷,藥則靠安全及療效的證據;藥品研發約需5~10年,健康食品需2~3年。現在的藥約半數是從天然物提煉出來,健康食品及中草藥皆是天然物,應有機會進一步發展為新藥,是值得發展的產業。就像台灣的水果、蘭花及水產品廣受歡迎,但需要靠企業化、科技化經營,才能打入國際市場。


扮演國家政策的幕僚

科:您上任即將滿兩年,在這段期間內,我們看到中研院在國家能源政策方面提出建言,這將是中研院未來對政策的發言模式嗎?
翁:中研院是總統府直屬單位,所以在國家政策制訂的過程中,有兩種表達意見的方式,一是由院士及院內外學者專家組成專案小組,針對重要社會議題加以討論,寫出研究報告,例如由本院能源小組在今年初公開發表的「因應地球暖化台灣之能源政策」,我們覺得應朝此方向繼續努力。第二種方式是直接向總統報告,或參加政府部會的討論。


科:那麼,馬英九總統就任後,您有沒有單獨向他報告過什麼事?下次見面時您打算談哪些事?
翁:馬總統就任後一個月,我第一次見他,談了一個多小時,主要是向他報告中研院的現況及未來,他認為台灣應更開放,也很關心我國科技、教育及文化的發展。我希望下次見面時談法規突破的進度,可能有些問題已解決,有些還沒,需要他幫忙。另外也會談生技產業的發展。


科:您認為政府是否重視中研院提出的意見?
翁:我感覺政府相當重視,因為目前的政策走向與我們的建議相當一致,包括不能不考慮核電、調整產業結構、各種節能措施、能源稅的合理化等,都是我們在報告中詳細分析的項目。我想中研院在某些專業領域應可更積極地提供建議給政府參考,並希望能帶動國內討論熱潮,在無形中改變社會觀念。


科:中研院是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確實應該扮演提出這類報告的角色,往後還會有哪些方面的報告?
翁:我們會陸續提出競爭力、前瞻研究、醫療健保、人才資源(人口政策)甚至文化政策等研究報告,現在即將完成的第二篇報告是有關競爭力的分析,包括學術競爭力以及科技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台灣從1980年到現在,經濟成長率由超過10%下滑至4.6%,將來應更重視創新和發明,從基礎研究的成果創造新產業,包括生技、高階服務業、通信等,而重點是要有智財權的保護及技術移轉。

科:中研院本身資源充足,向國科會申請計畫也佔優勢,可是大學教授的資源很少,又不易申請到國科會計畫;大學肩負培養人才的重要任務,卻一直處在窘困狀況,而讓中研院一枝獨秀,這樣對台灣似乎並不好?
翁:我很同情大學經費不夠,5年500億來得太慢,教育需要長期投資,據我了解,目前已改成每年編列100億左右在經常部門,是好現象。政府經費的分配很重要,教科文的投資不像地方建設大家都看得到,所以有眼光的領導人才會重視。馬總統說2012年科研經費達GDP的3%,也就是每年要成長10%左右,明年政府總預算1.8兆元,科技預算佔1000億元,增10%其實不多,但卻是值得投資的,因為基礎建設及人才養成非常重要,這是台灣的將來。

我想科研經費的問題,不在中研院太多,而是普遍不足,所以不能說因為中研院的研究經費比其他單位充裕,就應該平分,應該說,現在至少還有一所經費比較充足、表現較好的中研院。

協助大學發展

科:三年前,我們以同樣問題請教李遠哲院長,李院長說他的第一任務是先把中研院辦好,照顧大學只能排在第二優先。您怎麼看中研院和大學之間的關係,以及學術研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
翁:中研院在台灣不應有競爭對象,跟大學只有夥伴關係,我們既然是最高學術研究機關,比大學好是應該的。台灣對人才的延攬還算可以,但人才的培養應加強。中研院希望跟大學合作培養人才,大學卻怕學生被挖走,從教育角度來看,這種擔心是多餘的,應讓學生接受最好的教育與學習環境,才能在國際上競爭。

目前中研院的做法是與大學合作成立學位學程,選擇一些中研院已在全世界有知名度的領域,跟大學合作發展其已具規模又想再往上提升的領域,由大學授予學位,未來也許可以朝共同授予學位努力。

我上任後多次拜訪各大學,了解各大學的困難與強項領域,例如清華大學想發展光電、化學生物等領域,我們就一起合作,其他如台大、陽明、中央、中山、中國醫學大學等,也都有合作計畫在規劃中。我希望中研院能幫助這些學校的特色領域從台灣第一變成亞洲第一、世界一流。

除了幫助大學發展外,中研院的國際研究生學院也可以培養人才,本來限制國際研究生學院只有20%的名額可以招收本國學生,現在已經提高到50%。

科:國際研究生學院放寬招收本國學生的限制,是否顯示在國外招募學生的情形不理想?
翁:不是,放寬限制是因為台灣學生素質比較好,不收的話,這些學生都出國去了,很可惜

科:台灣的學生似乎在世界各地都表現很好,您認為是什麼原因?
翁:因為我們的教育不錯,除了學校教育之外,家庭重視教育,社會也尊重教育。

科:您曾經說過自己的專長在學術研究,較不適合擔任行政職,現在您還持這種看法嗎?
翁:我一直認為做研究、培養學生才是我最有把握的工作,擔心行政處理不好,但既然接受了這個職位,就不再去想過去了。我不知道人家對我的看法,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覺得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立場要超然,要有理想,有國際觀,努力發展學術,把中研院學術研究環境弄好,讓有心做研究的人喜歡來,這樣就會對學術研究提升及人才培養有所貢獻。不過我任期還不到一半,講這些還太早。我現在還沒有成就感。

我把自己定位為「非政治人物」,這並不代表我不關心政治或對公共事務沒意見,而是我認為應就事論事,不希望政治干擾學術研究。例如我對生技議題有些經驗,要我參與起草「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就義不容辭;但我沒有把握的就少涉入,若中研院必須參與,我也會請教專家,一起集思廣益,例如成立能源小組研議相關問題,寫成報告,以中研院名義向政府提出建議,這樣也可以對社會的發展發揮正面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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