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大英百科全書》以20世紀的歷史為內容，出版了一本名為《多事諸年：20世紀締造者現身說法》的書，分上下冊、長達1300頁，作者包括教授、政治家、軍人與科學家等超過80人，卻沒有隻字片語提及五年前發生的一場全球大流感，有5000萬到一億人在這場瘟疫中死亡。接下來幾十年所出版的歷史教科書中，就算提到1918~1919年間發生的流感，也只是在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附帶論及而已。

後來，大眾對於這起流感大流行的記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人們設立紀念碑和國定紀念日來悼念在一次與二次世界大戰中去世的人；鐵達尼號沉船和阿波羅登月計畫有博物館和電影記錄；但是1918年流感（由於誤解了此疫病的起源而稱為西班牙流感）卻沒有受到如此銘記，社會對於這起事件的記錄少得不成比例。

以色列本古里昂大學歷史學家班納（Guy Beine）對於人類集體遺忘重大災難的現象困惑不已。他說：「我們有種幻覺以為，如果一起歷史重大事件影響很多人，甚至改變許多國家的命運，或讓許多人死亡，我們就會永遠記得這場災難。實際情況卻非如此。」

班納在20年前開始搜集關於1918年流感的書籍，其出版量長期以來如涓涓細流，不過現在他的搜集速度已趕不上出版速度。他說：「如今在我辦公室有三大疊（小說）等著要看。」以前對歷史學家來說，1918年流感是個冷門題目，如今則在各面向上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相比，例如死亡率、經濟衝擊、口罩效益和社交距離等。光是2020年3月，英文版維基百科中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就有820萬點閱數，遠超過之前最高的單月點閱數：2018年此疫病100週年時，單月有14萬4000次點閱。遺忘並憶起1918年流感，是研究集體記憶形成的科學機制的好機會，同時讓我們了解未來子孫將如何看待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

集體記憶是什麼？

集體記憶於20世紀初法國社會學家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開始研究，現在已成為社會科學廣泛討論的題目。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心理學家羅迪格（Henry L. Roediger III）把集體記憶定義為「人類身為群體成員的記憶??是身分的一部份」，國籍、政治派別、宗教社群和熱愛的運動團隊等，把眾人經歷過的事件交織成故事流傳下去，能加強群體成員的共同感。

研究人員通常利用自由回憶（open-recall）的方式，研究著名歷史事件的集體回憶。舉例來說，羅迪格和同校的魏特（James Wertsch）等同事，詢問美國人與俄羅斯人二次大戰中他們認為最重要的10起事件，美國人最常說的是珍珠港戰役、原子彈轟炸日本，以及屠殺猶太人。大部份俄羅斯人記得的是史達林格勒戰役、庫斯克會戰，以及列寧格勒包圍戰。兩方都納入前10大的只有諾曼第登陸日，俄羅斯人稱之為「第二戰線開啟日」。研究人員指出，兩國人民各自記憶最深的那些時刻，反映出該國對於過往記憶的敘事架構。

這類研究應該也可用來指出人們對於1918年流感的特殊看法，但魏特說：「就我所知，沒有人進行過這種研究。」甚至幾乎無人能指出1918年流感甫爆發時的細節，好與現今新冠肺炎疫情比較。魏特指出，集體記憶似乎需要仰賴有清楚開頭、過程與結尾的故事，「如果存在一種最為普遍又自然的認知方法，想必就是說故事。並非所有的人類文化都具備計數系統，更別說微積分，但所有的人類文化都有一套敘事方法。」

對於參與了一次大戰的國家來說，這場全球性衝突讓故事中充滿英雄與壞蛋、勝利與失敗。但像1918年大流感這種看不見的敵人，不僅少了戲劇張力，且來源不明，數波疫情讓健康的人病死，又莫名其妙消失。當時的科學家甚至還不知道引起這場流感的是病毒而非細菌。班納說：「醫生感到羞愧，那是現代醫學的慘痛失敗。」如果沒有一個故事架構讓這起事件久留記憶，在流感大流行結束後，很快便不再是公眾話題。

新冠肺炎疫情和1918年流感不同，現在並沒有同時發生的大規模戰爭來爭奪人們的記憶空間。百年來科學界對病毒的了解有長足的進步，但就某些方面來說，新冠肺炎大流行和前人經歷的1918年流感並無多大改變。《蒼白騎士：1918年西班牙流感如何改變世界》作者史賓尼（Laura Spinney）說：「就算現在的封城措施規模和嚴謹程度前所未有，我們的想法還是與前人相同。在有疫苗之前，保護自己的主要方法是維持社交距離。」現在對於戴口罩政策所引發的抗議也有先例，1919年有將近2000人出席了舊金山反口罩聯盟的會議。

偏激的政治立場如何影響集體記憶的形成，相關研究相當稀少。羅迪格和魏特推測，歧見使得人們對於事件的記憶更為鮮明。不過魏特懷疑這種效應能否影響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留下的集體記憶。他說：「在理想的故事中，病毒並非理想的角色。」

魏特也認為，眾人競相開發並分配疫苗，不太可能成就一段歷久不衰的故事。他說：「在19世紀，人們把巴斯德（Louis Pasteur）這樣的科學家視為英雄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注意，人們對於他的記憶僅是他個人，而不是特定傳染病的大流行。」不論新冠肺炎疫情是否能成為歷久不衰的故事，現在我們對於這場大流行病的記錄，詳細程度鐵定超過百年前的流感大流行。不過，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能否增強集體記憶？

媒體報導與大眾印象

1918年流感肆虐時，新聞媒體的確有鋪天蓋地的報導。華盛頓大學的傳播課程講師斯普萊特（Meg Spratt）說，當年美國媒體報導流感大流行時，主要採用「生物軍事」語言，許多文章的結構營造出人類（主要是政府官員）與疾病正在作戰；當時的媒體「鮮少報導患者與痊癒者的經驗」，而是凸顯專家與政府當局的形象，特別是白人男性。斯普萊特也發現一次大戰的新聞排擠了1918年流感的報導，她在2001年一篇論文寫道：「1918年秋天，因流感死亡的人數超過因戰爭而死的人數時，《紐約時報》只在內頁有一小篇報導。」

斯普萊特在1918年流感和新冠肺炎的報導中發現了相同之處，「你常會看到，這些報導不斷強調公衛專家正努力設想出保護人們的政策與建議。但現在的報導具有更多面向，我認為原因之一是媒體科技有所不同。」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讓一般人可以分享自己在大流行病期間的生活起居。斯普萊特說：「關於人們真實經歷的素材變得豐富許多。」如此一來，從重點工作者（例如醫療人員）的現身說法，到新冠肺炎對於不同種族與社經地位者所造成的差異，媒體對於疫情的報導更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