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過去，我們今日的生活在各方面都享有更多選擇。某種程度上，有所選擇能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試想，如果有幾樣選擇是件好事，那麼有更多選擇就應該更好；在乎擁有各種選擇的人，會從中獲得好處，而不在乎的人可能永遠都沒法嚐到他們從未吃過的其他273種早餐穀片。這樣的推論不是很合理嗎？然而，最近的研究強烈顯示，在心理學上，這種設想是錯誤的。雖然有所選擇當然比毫無選擇要好，但選擇多，不見得永遠優於選擇少。

這項研究成果與大尺度社會趨勢吻合。包括美國霍普學院的麥爾斯（David G. Meyers）與耶魯大學的連恩（Robert E. Lane）在內，許多社會科學家評估人們的幸福程度，結果顯示：在美國以及多數富裕社會，選擇與富裕的增加，伴隨的卻是幸福的減少。過去30年來，隨著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的倍增，自認為「非常快樂」的人口比率卻減少了5%，相當於1400萬人。被診斷為抑鬱症的人數也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候要多。當然，沒有人相信，單一原因就能解釋幸福程度的下降，但有多項研究指出，選擇的遽增在這裡扮演了重要角色。

看樣子，當社會變得更富裕、人們變得更自由時，卻同時變得較不快樂。在個人自主、選擇與主控權這麼高的時代，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這種苦難？

最近，我與幾位同事進行研究，對於為什麼當選擇變多時，人們反而變得不快樂提供了看法。首先，我們區分出「極大化者」（maximizer，總是盡可能達成最佳的選擇）與「滿足化者」（satisficer，無論更好的選擇是否可能存在，只要「夠好」就好了）。「滿足化者」這個詞引用自諾貝爾獎得主、卡內基美倫大學的心理與經濟學家西蒙（Herbert A. Simon）。

我們製作了一連串的敘述，做為「極大化尺標」，來診斷人們力求最佳選擇的傾向。我們讓數千人用這些敘述，為自己打分數，例如對於「我從不滿意次佳的選擇」，依「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程度，給自己打1~7分。我們也評估他們對自己下的決定的滿足感。

我們並未界定一個決斷的標準，來區分極大化者與滿足化者。但一般而言，我們認為平均分數高於中間值4者是極大化者，低於4為滿足化者。分數最高的那些人，也就是最強的極大化者，無論在決定購買之前或之後，都會比分數最低的人做更多的產品比較，也會花比較長的時間才決定要買什麼。而滿足化者在找到了一個符合他們標準的東西之後，就不再尋找。然而極大化者會盡最大的努力閱讀商品標籤、查購物雜誌、嘗試新產品，他們也花較多時間比較自己與他人的購買成果。

當然，沒有人能夠一一查看所有的產品，但極大化者會為了這個理想而奮鬥，也因此當可供選擇的數量提高時，要下決定就變得越來越困難。更糟的是，做了一個選擇之後，他們還會為那些沒時間調查的選項感到煩惱。結局是，比起滿足化者，他們的確更有機會做出客觀上較好的選擇，但獲得的滿足感卻較少。當現實逼迫極大化者妥協、結束搜尋，並做決定時，他們又開始憂慮可能會出現比現在更好的選擇。

我們也發現，最強的極大化者也是對自己的成果最不滿意的人。當他們拿自己與別人比較，自己的成果較佳時，只獲得一點點的快樂，自己的決定較差時，卻極度的不滿。他們較容易在買了東西之後感到後悔，而如果他們的戰利品讓自己失望，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才能恢復過來。他們也比滿足化者容易陷入沉思。

選擇越多，失落感越深

所以，這是否表示，極大化者一般而言比滿足化者不快樂？我們的測試方法，是讓人們填寫數種可信的幸福指標問卷。如同我們所預期，「極大化分數」高的人，對生活較不滿意、較不快樂、較不樂觀，也比分數低者更憂鬱。事實上，那些極大化分數最高的人，其抑鬱症的評分就位於患病的邊緣。

有一些因素可解釋何以選擇多不見得較好，尤其對極大化者來說更是如此。首要因素應該是「機會成本」。各種選擇的好壞，都不能脫離其他選擇而獨立衡量。下一個決定的「成本」之一，就是喪失其他選擇所提供的機會。所以選擇到美國麻州鱈角海灘度假的機會成本，可能是犧牲加州納帕谷一家很棒的餐廳。如果我們假定，機會成本降低了最佳首選的整體滿意度，那麼越多的選擇存在，我們的失落感就會越深，對於最終決定也就不會那麼滿意。

美國弗羅里達大學的布藍納（Lyle Brenner）與他的合作夥伴，讓我們看到機會成本的影響力。他們讓受試者對訂閱雜誌或從舊金山飛到某景點的機票進行估價。有人被要求對單一雜誌或單一行程估價；其他人則須一起比較與其他三種商品一同出現的同種雜誌或行程。當某種商品被視為一群商品之一時，被評估的價值總是比被單獨估價時低。

早期，卡恩曼與特佛司基所做的決策研究，顯示出人們對失去的反應，比得到要強得多（如左下圖）。同樣的，我們相信在選擇增加的初期，幸福感也會增加（下圖的藍線），但很快就會停止不再增加（好的感覺停止）。同時，雖然毫無選擇（選擇的數量落在y軸）實際上會帶來無限的不快樂，但從選擇少到選擇多時，不好的感覺卻會增加（如紅線）。最後的淨值是（右圖中的紫線），在某個臨界點之後，選擇的增加反而降低快樂的程度。

為何會如此？當你要估價時，比方說《新聞週刊》（Newsweek）好了，旁邊同時也有《時人》（People）、《新共和》（New Republice）與《我們》（Us），你會開始比較這些雜誌。也許你會想：比起《時人》，《新聞週刊》資訊較多，但娛樂性較低。每次比較，《新聞週刊》獲勝時會贏得一些分數，但輸掉的項目則會扣分，也就是機會成本。透過與其他雜誌的比較，每一本雜誌都會得分也會被扣分。不過，藉由諾貝爾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卡恩曼（Daniel Kahneman）與史丹佛大學的特佛司基（Amos Tversky）的研究，我們知道失去（在這個例子中為機會成本）帶來的心理衝擊，比得到更大。「失去」讓我們傷痛的程度，比「得到」讓我們高興的程度要高。

有時候，機會成本產生的利益衝突可能足以讓人癱瘓。舉例來說，在一項研究中，參與者填完一些問卷可以得到1.5美元。當他們填完問卷，給他們的不是1.5美元，而是一枝精美的金屬筆，而且他們被告知這枝筆市價為2美元。75%的人會選擇要這枝筆。在第二種狀況，受試者可以選擇1.5美元，或在前述的金屬筆與一對較便宜的氈頭筆（合起來也約等於2美元）之間做選擇。現在，選擇筆的人（無論哪種筆）不到50%。

機會成本的問題，極大化者會比滿足化者嚴重。後者的「夠好就好」哲學可以撐過機會成本的考量。再者，比起極大化者的「最好」標準，「夠好」標準減少了搜尋與查看不同選項的功夫。要考慮的選擇較少，就沒那麼多機會成本要扣除。

後悔，加重了成本

如同機會溜走會令人感到懊悔，人們也可能對已做下的決定感到遺憾。我與同事設計了一個尺標來測量後悔的傾向，我們發現容易感到遺憾的人，相對來說也比較不快樂，對生命較不滿意、較不樂觀，也較沮喪。不出所料的是，我們同時發現高度易感遺憾的人，有成為極大化者的傾向。的確，我們認為，擔心將來會後悔，正是一個人變成極大化者的主要原因。要確保未來不會遺憾，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可能做最好的決定。不幸的是，選擇越多，你要承擔的機會成本就越高，也就越可能感到遺憾。

遺憾也許是我們討厭失去的理由之一。你是否曾經買了一雙很貴的鞋子，卻發現它難穿到讓你走不了10分鐘的路？你會把它們丟掉，還是收到鞋櫃深處？你很可能很難將它丟棄。買這雙鞋子時，你就已花費了實際的「沉沒成本」，你會把東西留著，期望有一天你花的錢會變得值得。把鞋子送人或丟棄，會迫使你承認錯誤—這次的購買是一次損失。

有一個經典範例可證明沉沒成本的力量。人們購買當地劇院的季票時，有的人買到原價票，有人買折扣票。然後，研究者持續追蹤購票者在當季上劇院的次數有多少。結果，買原價票的人比買折價票的人更常出現在劇院。研究者說，這道理在於：買原價票的人如果不用票，感到遺憾的程度會比較高，因為放著這些比較貴的票不用，會是比較大的損失。

有一些研究顯示，影響遺憾的其中兩個因素，一是當事人自認對事情的結果要負多大責任，二是更好的替代方案有多容易想到。而選擇的增加顯然加劇了這兩種包袱。當你毫無選擇時，又能怎麼辦呢？你會覺得失望，或是感到遺憾？不會。如果沒有選擇，你只好盡力做你能做的。但有許多選擇時，很可能有一個最好的選擇就在某處，你覺得自己應該有能力把它找出來。

適應，讓愉悅麻木

還有一種叫做「適應」的現象，在我們面對太多選擇時，也會引發一些問題。簡單的說，我們會對事物產生習慣，所以生命中很少會有事物像我們所預期的一樣好。經過多次的掙扎之後，也許你終於決定買一部凌志（Lexus）汽車，然後試著把其他也吸引你注意的車款全都拋諸腦後。但是，一旦你開始駕駛新車，「適應」便會開始發生，你會感到好像沒那麼滿意了。這是種雙重打擊—為你沒有選擇的感到遺憾，且為你選擇的感到失望，即使你當時的選擇其實並不差。

由於適應的存在，正向經驗所引發的熱情並沒有產生幫助。哈佛大學的吉爾伯特（Daniel T. Gilber）與維吉尼亞大學的威爾森（Timothy D. Wilson）及合作夥伴曾經指出，人們總是錯估了美好經驗令人持續滿意的時間，以及壞經驗讓人不滿的時間。美好感覺隨著時間而減損，總是個不討人喜歡的驚奇。

在一個擁有較多選擇的世界，可能造成的失落感，比選擇少的世界還要多。與每個決定有關的機會成本，以及下決定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都是我們的「固定成本」，這些成本在一開始就已經被付出了，然後會隨著這個決定的壽命「分期償還」。我們對某一個決定投資得越多，就會期望這份投資帶來更多的滿足。如果一個抉擇帶來長時間大量的滿足，下決定的成本就變得不太明顯。但是，萬一這個決定帶來愉悅的時間很短，成本就顯得很大了。花四個月的時間決定買哪一部音響，如果能讓你享受15年，實在是挺不錯的；但是如果你只興奮了六個月就適應了，可能會覺得自己花那麼大心血，真像個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