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科學與教育的人對於「兩種文化」這個詞彙與其意涵應不陌生。這是上世紀英國文化界名人（物理學家／小說家／文官）史諾（C. P. Snow）於1959年提出的一個觀點，大意是在當時的英國，科學家與文學家甚少往來，科技工作者固然不熟悉文學，人文學者更是不了解科學，所以科學與人文成了涇渭分明的兩種文化，其他西方國家也大致如此，但英國尤其嚴重。

史諾對於這種狀況，非常不以為然，因為他認為當時英國主流社會只重視人文：沒讀過莎士比亞會被取笑，至於何謂熱力學第二定律則沒人在意；文化明星全是文人，而拉塞福、艾丁頓、狄拉克等頂尖科學家根本不被認為是知識份子。史諾呼籲英國應該尊崇科學家，因為他們才是往前看的人，只有他們才能為社會帶來福祉；他也認定如果不知道質量、加速度等基本科學概念，生活在現代社會中就好似不識字，因此英國應該重視科學教育，而且也應培養更多科技人才。

對於史諾鮮明的論點，人文學者必然不滿，也立即猛烈反擊，但是這正中史諾下懷，因為爭議有助於傳播史諾的主張。從那時至今，對於史諾兩種文化觀點的議論，此起彼落。例如當代英國科技史家艾傑頓（David Edgerton）就指出，英國其實一向重視科技，史諾誇大了文人的份量，刻意低估科學家的影響力。也有人點出史諾的政治動機：西方國家必須強化科技實力，以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遏止共產勢力。

當然也有不少人呼應史諾，例如美國經濟學家桑默斯（Larry Summers）在2001年就任哈佛大學校長時仿效史諾說：「現代社會中，沒有人會驕傲地承認沒有讀過莎士比亞的任何劇本，但如果不知道基因與染色體的區別則是太常見、也是太被容忍的事。」全球各角落的科學家若是和桑默斯一樣，引用史諾的說法為科學叫屈助陣，也是可預期之事。

和英國相比，台灣全國上下對於科學的重視，有過之而無不及。儘管如此，史諾在59年前所說的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隔閡，大體而言，也還適用於此時此地：從人文學者的角度看，科學不容易親近，長久以來就是如此；從科學的角度看，就我的觀察，台灣科技工作者一般沒有時間可用於專業之外的事務，所以不用說是文學、藝術或是社會科學，就算是對於其他科學，所知也極為有限。

現代學術講究分工，專注於特定領域才能跟上競爭，所以不僅隔行如隔山是正常狀況，而且每一行的範圍還越來越窄。以我熟悉的領域理論粒子物理為例，30年前，無論你從事的是粒子現象學或是較理論性的研究，都會齊聚舉辦研討會，但是現今現象學與非現象學的研討會已分開舉行了。也就是說，當代科學家固然還分享某些共通的價值與規範，但是不同行的科學家越來越缺乏共通話題，因此把所有科學視為「一種」文化的說法，其實質的意義已經大幅降低了。

170年前，馬克思設想在共產社會中，「沒有人有特定的活動領域，而是可以依據自己的意願在任何領域中發展。由於社會管制了生產，所以我就能今天做這件事、明天做那件事，早上打獵、下午捕魚、晚上畜牧，晚餐後從事批判。這樣我就不必只能當一個獵人、一個漁夫、一個牧人或一個批評者。」無論去除分工是否真如馬克思所想的那般令人更快樂，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隨著工作的複雜度增加，專業能比非專業帶來更高的成就。所以我們寧可要一個專業物理學家（或是化學家、生物學家），而不要一個隨性決定早上要研究物理、下午研究化學、晚上研究生物的科學家。

但是科學行業的高度專業性也容易讓科學家看起來像單面向的人，如此一來，科學家的確好像不能扮演「知識份子」的某種角色。科學家如果多半只是狹隘的專家，對於社會是個損失。這是兩種文化為科學家帶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