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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不透的疫病,該如何迎戰?瘟疫史教我們的事

2020/08/31 中央研究院、科學人雜誌企劃製作
本文節錄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科普平臺


回顧醫學史,新冠肺炎不是人類第一場瘟疫大戰,人們也不斷尋找各種抗疫手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尚仁研究員梳理歷史切片中人類面對瘟疫的變與不變,提供當前的我們歷史縱深的省思。


防疫之道:什麼變了?什麼依舊?

李尚仁提到:「人類對付疫病,技術會不斷更新,但許多觀念原則是一樣的,有其歷史脈絡。」


在中古時期,人們沒有微生物概念,但透過經驗觀察、實作操練,逐漸摸索出防治策略。例如拉長時間、空間管控就是不變的核心原則,演變至今,衍生出居家隔離、負壓病房、封城等各種現代化型式。


14世紀的黑死病,促成西方防疫政策和公衛機關的成形,也讓歐洲累積不少醫學知識。當時瘟疫以地中海西西里島為起點,隨著貿易路線蔓延,奪走歐洲至少1/3人口性命。地中海城邦認為,瘟疫是被外地人帶進來,於是率先頒佈「檢疫」規定:貿易船隻必須停泊隔離40天才能上岸,今日隔離檢疫(quarantine)的英文,就是源自義大利文的「40」(quaranta giorni)。


「隔離所」則在法國亞維儂誕生,教會搭蓋簡單的小木屋,專門收容並隔離染病者。而義大利城邦開始設置「檢疫單位」,訂定法令整治城市環境。


在16世紀,米蘭主教規定神職人員必須隨身帶著拐杖,神父與信徒隔著拐杖之遙互動,因此「一根拐杖的長度」可謂「古代版的社交距離」。


黃熱病本來是熱帶疾病,19世紀卻在溫帶的英國爆發,追查後發現,瘟疫是在一艘船隻抵達後發生。當時的人完全不清楚黃熱病的真正病原,但仍能透過「疫調追蹤」找出感染源。


意想不到的是,醫院和隔離所的角色大逆轉!以19世紀為分水嶺,以前的人生病由醫生出診,醫院只是窮人、病患的收容所;相較於現代醫院明亮、乾淨、專業的形象,19世紀前的隔離所如同集中營和監獄,封閉、陰暗、與世隔絕,一旦疑似染病被送進去,只能默默祈禱死神別點到名。


防疫政治:疾病全球化、策略各不同

隨著人類的貿易、戰爭和頻繁遷徙,傳染病已成為全球化的一環。李尚仁則說明懸殊的貧富差距和醫療資源,導致相同疾病在世界各地的疫情迥異,甚至加劇不平等!例如伊波拉病毒大舉肆虐非洲時,死亡率超過七成,但在歐美相對富裕且醫療完善的國家很快就擋下。現今新冠肺炎疫情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能洗手是特權,說明有自來水;有乾洗手液也是特權,說明你有錢購買它;禁足不出門也是特權,說明你有能力不出門工作。」


另一方面,各國的新冠肺炎防疫態度和策略差異甚大──亞洲瘋搶口罩、歐美則視戴口罩為病人,中國強力封城、英國被戲稱佛系抗疫。李尚仁認為,這些現象呈現出各地文化傳統以及對「傳染」立場的不同。


在微生物學問世之前,關於傳染的概念分為「接觸傳染派」和「空氣傳染派」,前者認為,疾病來自某種類毒素,會因為接觸病人和物品進入體內,因此主張隔離檢疫;後者則認為,髒污的環境是病源,傾向清理和整頓環境的公共衛生做法。


李尚仁解釋,19世紀霍亂盛行,以英、法兩國來對照,法國更為集權,且擔心來自亞洲的霍亂經由港口城市傳到本國,因此主張在蘇伊士運河實施嚴格檢疫。英國身為貿易大國,擔心船隻檢疫影響商業運作,因此採行公衛手段、改善城市衛生,並認為改善貧民的生活環境、避免勞工生病,也對國家經濟有所助益。「防疫背後往往連結更深的政治立場、意識與價值主張。」


古今省思:恐懼、排他與衝突



疾病如同人類文明史的照妖鏡,在不同時期照映出潛存固有的政治、族群與文化衝突。


例如法國大革命以後,政局動亂不穩。當霍亂爆發後,巴黎貧窮市民猜疑是政府下毒清理貧民和反對派,上層階級則怪罪窮人髒亂不潔,進而引發暴力衝突。英國於1832年通過解剖法,等同可合法提供醫學院無人認領的屍體來訓練外科技術,導致貧民對醫院的猜忌與怨懟不斷累積,在霍亂流行時一舉爆發。

歷史告訴我們,面對疫病,要對抗的不只是病毒,還有人們的恐懼和排他行為,此外,政策的重要性之於知識和科技,有過之無不及,如何避免放大集體恐懼,讓社會、官僚決策體制有效而持續動員,甚為關鍵。

李尚仁提醒,瘟疫終將過去,但在「防疫視同作戰」下,我們運用各種緊縮權利、公民監控等手段,在後疫情時代將成為重要課題。同時,瘟疫帶來的各國經濟保護、民族主義、反全球化,也勢必成為臺灣無可迴避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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