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果原住民的居住正義 -科學人雜誌
永續發展

剛果原住民的居住正義

2020-09-01 路易斯 ( Jerome Lewis )
開發勢力與保育人士假借保育之名,趕走世居剛果盆地的原住民。人類學家居中協調,開發軟體標記重要森林資源,並為當地人發聲。

重點提要

  1. 匹格米人(Pygmy)生活在剛果盆地逾5萬5000年,發展出各種完善的生態及文化策略,有利於他們在森林裡謀生。
  2. 保護區周邊的開發公司雖然標榜永續經營,但為了開發而興建的道路卻助長了以營利為目標的盜獵,影響野生動物的生存。
  3. 因此保育人士組織生態保衛隊來遏止盜獵,但有些生態保衛隊卻勾結盜獵者斂財,開始迫害匹格米人,使他們陷入飢餓及窮困的景況。


黑暗中,我們在森林席地而坐,身體彼此緊貼,用真假音互換發出不同的聲調,交疊形成厚實的和聲。幾個小時過去,原本獨立的旋律相互融合,我們在共同創作的和聲織錦中逐漸忘卻自我。歌聲的強度不斷增加,越來越協調,直到臻於完美的優美樂聲讓我們融為一體。巴亞卡族(BaYaka)的匹格米人(Pygmy)認為,這種優美的和聲能吸引森林的神靈到營地來加入我們,細小的點點螢光飄浮在我們周圍,先是靠近,然後散去、回到森林,它們用細微的聲音呼喚著甜美的音調,偶爾從我們的複音中滑過。因我們創造的美麗聲音而深受震撼的人們紛紛喊著:Njoor(天啊!)、Bisengo(真棒!)或To bona(正合我意!)。


這一瞬間,你會感覺自己就是這座森林,你的意識不斷擴大,逐漸包覆所有的樹木、動物和周圍的人。1990年代,我身處剛果共和國巴亞卡族的匹格米人中進行博士研究,這種意識擴大的經驗深刻感動參與的每個人,使他們與周圍的人事物建立一種充滿關愛與喜悅的聯繫。這些巴亞卡族人在高度沉浸劇場式的「靈性演出」中,感受自己與森林融為一體,並傳達對森林的關注,重申彼此扶持與關愛的深厚關係。正如我的朋友伊梅卡(Emeka)所言:「巴亞卡族愛這片森林,如同愛自己的身體。」


巴亞卡族遵循嚴格的狩獵及聚會規範,他們採收野生山芋時,會確保它們能繁衍,也避免殺害懷胎的動物,並充份利用從環境中獲取的一切。數千年來,他們和剛果盆地其他匹格米部落的作為,提升了當地森林的生產力,人類之外的萬物也因而受益。因為巴亞卡語言並沒有「饑荒」這個詞,某天晚上我試圖向伊梅卡及圍著火堆聚會的人們解釋有些地方的人會因為飢餓而死亡,他們卻報以不可置信的眼神。


然而,同樣在1990年代,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保育機構合作,開始在剛果盆地示範永續開發計畫。他們把雨林納入擴大劃設的伐木及其他開發活動專區,同時另闢「保護區」做為野生動植物的庇護所。他們呼應19世紀美國保育政策的理念,認為只要除去人為影響,生態環境就能欣欣向榮,當地政府禁止匹格米人進入野生生物保護區。


從此以後,我看見原本滿是大象、銀背大猩猩、黑猩猩、野豬、猴子及羚羊的廣闊森林,因為國內外市場的需求而耗盡,演變成退化的林地。中非大象族群的數量在2002~2011年減少超過60%並持續下降。過去活躍且豐衣足食的巴亞卡族人,現在變成營養不良、憂鬱及酗酒的臨時工,棲身於過去家園的邊緣,飽受生態保衛隊的脅迫,遭受外來者的商業及性剝削。他們在剛果盆地蓬勃發展數千年,卻在幾十年內因工業文明對自然資源的貪得無厭而束手無策,掌控資源的殖民手段甚至把原住民趕出家園。


這種「由上而下」的保育策略通常與開發業者彼此勾結,往往無法實現原定的目標;而近年方興未艾的另一種「由下而上」的森林及野生動植物保育策略,則採取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報告指出,原住民擅長維護自身土地的生物多樣性。此外,地球陸域有65%的土地由原住民或本地社區管理,而這些地區孕育了地球當前生物多樣性的80%。正因為認知到這個事實,這種新的保育典範致力於培養當地社區的力量,讓本地居民得以抵抗商業勢力的入侵。


我所主持的「極致公民科學」(ExCiteS)就屬於這樣的計畫。該計畫受到巴亞卡族的幫忙,讓當地人能對本地的資源及威脅進行測繪,並與外界分享生態知識。我們為剛果盆地設計的工具及方法在世界其他地區也證明有效,柬埔寨的白朗森林社區網絡成功使用我們最新版本的測繪應用程式Sapelli來保護森林,該計畫贏得2015年聯合國赤道獎、2017年耶魯國際協會熱帶森林人創新獎以及2019年能源地球獎等殊榮。


按需分享的原始生活

1994年,我與妻子英格麗德.路易斯(Ingrid Lewis)和三歲兒子南渡.路易斯(Nando Lewis)戰戰兢兢地從獨木舟裡踏上剛果盆地西北部桑加河的沙質河岸時,伊梅卡展露熱情的微笑迎接我們。這名30多歲的男人極具魅力,他是當地某個約有40位匹格米人族群的成員。整個剛果盆地(從東部的烏干達、盧安達及蒲隆地到西部的大西洋)住著許多過著狩獵-採集生活的匹格米人,說著各自的語言,據信總人數在30萬~100萬,所有匹格米人都視自己為森林的最初居民。DNA研究顯示,他們的祖先在當地生活至少有5萬5000年。


儘管彼此間有些許差異,那些仍然生活在原始森林的匹格米人適應當地環境的生活模式卻非常相似:樹葉與藤蔓植物蓋成的棚屋、狩獵及採集蜂蜜的工具、與森林神靈交流的獨特歌唱風格。我們一家三口在接下來的三年中,與伊梅卡、他的妻子曼布拉(Mambula)和大家庭的許多成員一起在森林裡走過數千公里,沉浸在他們充滿活力與平等主義的生活方式之中。這群同伴教我們如何像狩獵-採集者一樣在此安身立命:在大沼澤中行走及涉水,用大象足跡導航,狩獵野生動物,蒐集水果、野生塊莖、可食用的葉子及季節性昆蟲,堵住森林溪流來捕獲魚類,和森林神靈一起遨遊。


我們的嚮導伊梅卡是強壯而勇敢的獵人、充滿愛心且寬容又勤奮的父親及丈夫、性情溫和的調解人及有智慧的顧問,他在營地中也是老練的演說家、歌手、說故事者和即興劇導演,也非常慷慨。巴亞卡族的經濟是基於這樣的原則:如果看到某人有你想要的東西,直接提出需求即可。生活在這種按需分享的經濟體(套用人類學家的術語)之中,就像生活在商品完全免費的地方。即使是貢獻很少的兒童、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也有權要求分享營地中的任何物品,沒有人會提出質疑。伊梅卡總是給予他擁有的東西。


巴亞卡族強烈反對人類可以擁有自然資源的想法,伊梅卡告訴我:「造物者康巴(Komba)提供這片森林讓萬物分享。」在一次通宵的狩獵旅行中,伊梅卡和我在一群銀背大猩猩附近紮營,這些大猩猩聞到營火煙霧,開始咆哮並嘔吐來恫嚇我們。伊梅卡很生氣,他大聲吼叫,並責罵銀背大猩猩不該認為森林只屬於牠們,森林提供萬物所需。另一次,我的朋友圖巴(Tuba)指著他的小兒子說:「你看他吃了森林的食物,身體因而變得強壯。」事實上,巴亞卡族認為自己是從森林變成的人,這種根深柢固的想法使他們無法想像出售森林的任何一部份,那就像無法出售自己的拇指或腳一樣。


基於同樣的精神,巴亞卡族認為只要人人遵守某些原則,森林資源就能取之不盡。人們之所以會感到匱乏或有欲求,是因為沒有適當分享而造成社會失和,並不是自然供應能力不足。巴亞卡族遵循一套稱為ekila 的規則來確保生活富足,例如發現某一片森林的生產力降低,巴亞卡族會封鎖該處,禁止人們在那裡狩獵或聚集,等該地區復原後再解除禁令。每次狩獵,營地中的每個人都能分得一塊肉,且必須尊重動物屍體。森林關心它的居民,渴望聽見他們發出喜悅的聲音,居民與森林分享歌聲及笑聲將使它更加豐厚,因此巴亞卡族的重要社會習俗不僅確保了生活富足,也帶來幸福與喜悅。


1990年代,我們在森林中漫遊的時光如同田園詩,我們吃野生食物,自由移動而無所畏懼;我們的靈性舞蹈與表演可長達數天,有時數星期。30年前,人類學家特恩布爾(Colin Turnbull)如此描述剛果東北部約1000公里處的邦布提族(BaMbuti)匹格米人:「這個民族在森林中找到了某些東西,使他們不光只是活著而已,即使在種種逆境、問題及悲劇之下,仍過著充滿幸福且毫無恐懼的美好生活。」我對巴亞卡族的感受亦大抵如此。


但問題正在產生。1993年,野生動物保護協會(WCS)與世界銀行合作,在剛果共和國與中非共和國邊界一帶成立了努阿巴雷恩多奇國家公園。這座公園佔地4000平方公里,目的在於保護大象、小羚羊、黑猩猩及大猩猩。由於匹格米人幾乎不留下任何人為痕跡,因此WCS的官員和科學家聲稱該地區無人居住。森林巡邏隊在保護區裡若遇見這些狩獵-採集者會加以驅趕,住在剛果的巴亞卡族因此與中非共和國的近親氏族分離,失去世世代代以來早已瞭若指掌的大片森林。公園的邊界位於我與伊梅卡的族人平日漫遊區域的北方約150公里處,因此我們並未直接感受到衝擊。但是我們身處廣闊的「緩衝區」,其中包括保護區周圍的擴大伐木特許區,這片原本孕育多樣物種、充滿生機的空間從此步上末途。


森林資源應分享

我還記得1994年第一次走上伐木道路的情景,當時我的巴亞卡族同伴抱怨地面太過堅硬,少了樹蔭後變得非常炎熱,蒼蠅一直騷擾我們。第一批伐木車駛過時,一群女性像遭遇野牛追趕般四散逃入森林深處,我和伊梅卡笑了出來。隨著時間流逝、道路穿越森林,讓野味、食用植物和其他森林產物更容易送往都會市場。


伐木公司特別感興趣的森林資源是壯麗的筒狀非洲楝(Entandrophragma cylindricum),這種硬木能防水、堅固耐用、抗蟲害,且有美麗的虹彩花紋,國際市場需求極大。但筒狀非洲楝對於匹格米人的日常生活非常重要,有一次長途跋涉60公里後,我抱怨雙腳痠痛,伊梅卡從附近一棵筒狀非洲楝上切下一塊鑽石形狀的樹皮,樹皮下層含有效力強大的止痛及抗菌成份。伊梅卡把它倒置放在營火上,加熱藥用層中的油脂,然後放在地上,教我把腳放在上面,痠痛立即獲得紓解,十分舒服。我經常看到患有瘧疾的巴亞卡族孩童把筒狀非洲楝的樹皮浸泡在熱水中,吸入蒸汽來退燒。

最重要的是,筒狀非洲楝長到最高時能突出森林裡的樹冠層,雨季來臨之前吸引成群的西非天蠶蛾(Imbrasia oyemensis)在葉子上產卵。卵孵化後迅速長成美味而營養豐富的幼蟲,數量龐大到足以像厚地毯般鋪滿森林地面。匹格米人相當珍視這些蛾類幼蟲,不只因為美味,也在於出現的時機:雨水讓動物逃出積水坑洞,此時收穫變得難以預測。我們坐在地上以叉子串起幼蟲,用餘燼烘烤,品嚐純淨的肉質。伊梅卡告訴我:「不易狩獵時,康巴用毛毛蟲餵飽了人們。」

儘管伐木業砍伐了巴亞卡族世世代代仰賴的「毛毛蟲樹」,讓他們非常沮喪,但強烈的分享精神使他們覺得自己無法抗拒或拒絕。剛開始族人還說:「森林裡有很多樹木供眾人使用,我們可以分享其中一些。」

我和家人在1997年剛果爆發內戰時離開,但為了研究,我仍定期造訪當地。戰事結束後,資金短缺的新政府在2000年開放剩餘的所有森林給伐木公司,他們修築多條道路,深入更偏遠的地區。到2003年,原木的年產量已是1990年代的兩倍以上,多達130萬立方公尺,且還在繼續成長。

環保人士注意到這個趨勢,向剛果盆地的伐木業者施壓,要求他們遵循林業管理評議會(FSC)的準則和剛果的法律,盡可能減少對環境的衝擊,避開有高度保育價值的地區(例如黑猩猩密度較高的區域),並尊重工人及森林居民的權利。跨國公司剛果林業(CIB)位於桑加河上的伐木小鎮波可拉(Pokola),獲准在一片130萬公頃大的巴亞卡族居住的森林中伐木,他們決定嘗試取得FSC認證。

我猜測,剛果林業無論有沒有FSC認證,都可能繼續伐木。之前我曾研究:當弱勢族群面對居住地的發展計畫時,如何落實「自由、事先及知情同意」原則?而後我成為熱帶森林信託的顧問,CIB聘任這家非營利組織協助解決FSC認證中涉及的社會問題。該信託委任我建立一套系統,讓居住在CIB特許伐木區域的匹格米人運用它來決定是否允許CIB在居住地上伐木。

我與CIB的經理討論筒狀非洲楝的社會及經濟意義,他們擔心會與大約一萬名住在伐木特許區的巴亞卡族人發生衝突,導致CIB無法取得FSC認證。之後巴亞卡族人與伐木業者代表召開了多次氣氛緊繃的會議,由我擔任調解員,事實證明文化鴻溝不易克服。這群狩獵-採集者在辦公大樓當中相當不自在,連開門這類看來簡單的事也讓他們望而卻步,遑論更複雜的事務,例如理解計畫目標與做法。然而,伊梅卡和其他族人在自己的營地卻能侃侃而談,解釋只有突出樹冠層的筒狀非洲楝能讓毛毛蟲穩定棲息。巴亞卡族人要求伐木業者保護這些毛毛蟲樹、天然泉源、祖墳、祭祀用的神聖樹林、藥用樹木及其他重要資源。

我向CIB的經理提議,應當由CIB支持巴亞卡族人在地圖上繪出這些位點,令人寬慰的是他們同意了。從事公衛工作的英格麗德設計了一組圖案標誌,協助巴亞卡族的醫療人員閱讀藥品標籤,以便在她建置用來治療寄生蟲、瘧疾及其他疾病的行動藥房中使用。這給了我靈感,我們與巴亞卡族人和一家軟體公司Helveta合作,共同為一款配備有GPS的手提電腦設計了觸控螢幕的圖像操作介面。巴亞卡族人可以前往部落想要保存的資源(例如突出樹冠層的筒狀非洲楝)位點,點選「毛毛蟲」符號來標記其位置。

這種標示有助於消除語言及文化障礙。伐木業者把巴亞卡族製作的圖層套疊在欲砍伐的筒狀非洲楝地圖上,發現仍有足夠的樹木可供CIB砍伐並從中獲利。我與這群狩獵-採集者以及伐木業者經理一起制定一套程序(例如讓所有家庭成員一起繪製地圖,因為巴亞卡族男性與女性看重的資源不同),來決定不同巴亞卡族群體允許伐木業進入當地森林的條件。2006年,CIB成為剛果盆地第一家獲得長期FSC證書的大型伐木公司,而其他在這片廣闊地區伐木的公司,後來也以這種模式做為保護匹格米人權益的基礎,以獲取FSC認證。

生態保衛隊監守自盜

多年後,標記工作的執行情況越來越鬆散。過勞的公司員工不可避免地開始簡化一些程序,以減輕繁重的工作負擔(例如只讓一名族人陪伴進行測繪)或對設備的技術問題視而不見。儘管如此,匹格米人所標記的資源還是得到了相當程度的保護。如果狩獵-採集者(或是身為他們與外界之調解者的我)預見了伐木作業連帶造成的重大衝擊,那麼他們可能不會同意外來者進駐。

過去,如果有外來者想進入森林,必須由匹格米人擔任嚮導,要是這些狩獵-採集者不同意,就不會帶他們進入。但是,伐木道路網卻為營利的盜獵者(不是為了自己的需求,而是為了滿足國內及國際市場的無限需求而進行盜獵)提供進入原始區域的機會,這些匹格米人卻無法管制他們。盜獵者頻繁地使用這些新道路入侵森林,以獲取野味來供應都會區的消費者。野味交易有暴利可圖,因此助長了組織完善的盜獵網絡,其背後主事者往往是軍事或警察官員等菁英份子。此外,隨著伐木營地越向森林深處駐紮,吸引周圍的班圖居民進駐,為伐木工人提供食物及其他服務,形成的臨時棚屋聚落也越來越多,每個聚落都住了數百人,其中許多人也開始獵捕野味。

WCS、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和其他組織的保育人士相當沮喪,因而聘用生態保衛隊來監管盜獵行為,卻無意中製造了他們也無法控制的民兵。許多保衛員開始在森林中斂財,有時與盜獵網絡合作,假如他們發現匹格米人帶著野味,即使是合法狩獵而來,他們也會毆打並刑罰這些匹格米人。2000年代,人權組織把這些侵害行為公諸於世後,保育組織開始鼓勵地方政府把這些生態保衛隊納入林業管理部門,藉此正式與生態保衛隊劃清界線。他們持續給予這些保衛隊財務及後勤上的支援,但已經不再施予紀律處分或開除,降低問責的能力。

大約在2010年,保育機構開始與伐木業者合作,監視特許區內部的盜獵行為。伐木業者對生態保衛隊進行稽核,檢視查獲違禁品(例如野味)的數量。由於無法真正對付勢力龐大的非法野生動植物交易組織,生態保衛隊開始「挑軟柿子吃」,攻擊狩獵-採集者和村落居民。儘管法律允許當地人使用傳統方法獵殺特定物種來果腹,但實際上生態保衛隊把任何野生動物肉類都當做盜獵證據,做為他們恐嚇、刑求並毆打當地人的正當理由。

更糟的是,中國從2007年開始在剛果修建道路及其他基礎設施,以換取採礦及其他權利。數以百計的中國工人到此參與道路工程,同時盜獵大象的情況也急遽增加。伐木業者建造的道路與中國承包商建造的國道互相連接,成為高效率的象牙及野味運輸網絡。

聯合國原住民權益問題特別記錄員塔利-科普茲(Victoria Tauli-Corpuz)等人描述,野生動物保育人士加強「壁壘式保育」來因應與日俱增的盜獵行為,WCS、WWF及其他機構把現有國家公園連接到跨國境的自然保護區,以擴大國家公園範圍,例如佔地75萬公頃的桑加跨三國保護區就含括了努阿巴雷恩多奇國家公園。開發單位及保育組織經常與開發業者聯手,在未經當地人同意的情況下,持續在剛果盆地規劃新的保護區。去年3月,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調查報告指出,剛果西北部巴亞卡族的匹格米人指控那些受WWF監督的生態保衛員「不分青紅皂白地施暴、羞辱並恐嚇」,想把匹格米人趕出研擬興建的梅賽克迪加國家公園(Messok Dja National Park)範圍。研究人員指控說:「結果,巴亞卡族傳統的狩獵活動被視為犯罪。」

生活只剩下恐懼

幾乎所有匹格米人狩獵和採集的森林都劃分為保護區或伐木特許區,巴亞卡族榮景不再,無法維護以森林為本的原則。伊梅卡的身障哥哥孟簡巴(Mongemba)在2013年說:「喔,太好了!大家都有甜頭!有吃不完的野生山芋!」而今,45歲的祖母曼迪加(Maindja)說:「現在一切都完了!只剩下悲傷!我們面臨饑荒、恐懼,非常恐懼!男孩都不敢進入森林了。」她解釋:「我們如果在森林裡散步,就會被生態保衛隊帶走,所以我們不再進入森林。現在我們只待在村莊裡,不去森林營地,因此祖先的生活智慧失傳了。」

巴亞卡族不敢像以往一樣在森林中紮營,但基於經濟需求,不少族人徘徊在伐木營地或農莊周圍,找尋農活、雜工及家庭幫傭等機會。大多數男性因過於恐懼而無法再狩獵。過去這些男性的文化及社會價值一直建立於能帶回肉類來養家活口,然而他們再也無法做到這件事,自尊心因此崩毀。這些男性現在從事邊緣勞動者的工作,且通常只得到非法蒸餾酒做為工資,不少人因此開始酗酒,隨之而來的還有各種心理、社會及經濟問題。不少巴亞卡族女性遭受家暴,住在伐木營地附近的女性更經常遭受外來者的性剝削。

從匹格米人的觀點來看,他們的森林已轉變為各種資產,供外來者搜刮動植物以獲得利益,他們被迫離棄永續發展的理念,開放產業進駐森林以滿足全球的資源需求,同時以軍事化的保護區來彌補破壞。事實證明,伐木業者視持續砍伐為一種開發型式,但森林裡的居民卻很少受惠。保育人士把矛頭指向伐木、道路修建及市場需求的壓力,認為這些事危害了瀕臨滅絕物種,藉此掩飾狩獵-採集者遭受的嚴苛狩獵限制以及生態保衛隊的欺凌。但是根據匹格米人的記憶,在他們的森林中,大象、美洲豹、大猩猩及黑猩猩相當常見,如今變得稀有,完全是因為外來勢力。

他們說的不是沒有道理,蘇格蘭史特靈大學的梅塞爾斯(Fiona Maisels)與同事在2013年估計,剛果盆地的大象數量已下降到2000年時的1/3左右,西部低地大猩猩的數量也銳減。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報告指出,人類每年從這些森林中獵捕約500萬公噸的野生動物,造成當地物種滅絕。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報告,到2010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許多國家公園中,約有80%的大型哺乳動物消失。

狩獵-採集者和保育人士難以達成共識,最終源於他們相互矛盾的哲學。對於巴亞卡族人來說,自然資源本來就非常充足,只要透過所有人之間的公平共享就能確保;森林原本就有情有義,人們藉由禁忌、儀式、歌曲和舞蹈,與森林保持相互關懷及扶持的社會關係。直到最近,當地還能看到許多動物,證明這種森林管理方法能長期成功。相較之下,保育人士及開發專家則代表以大自然為目標的全球經濟體系,鼓勵把自然資源轉化為商品,允許菁英主導資源分配決策,因而導致物種瀕臨滅絕。

歸還森林給世居者

所幸,還有一種新穎的保育典範正在全世界各地扎根。研究人員、倡議人士及主流社會都意識到本地社區是自然的主要保護者,正設法幫助他們。儘管伊梅卡及其他人幫我設計的測繪概念最終無法挽救匹格米人的生活,但事實證明,它在制度和技術問題上較不嚴重(例如較無貪腐問題、民主化程度較高及政府治理能力較強)或在行動網絡較為健全的地方,推行起來較為成功。

我在剛果盆地的經驗催生了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ExCiteS研究團隊,此後,我們開發了可調整的應用程式Sapelli來蒐集關於重要自然資源、盜獵活動及其他變量的訊息,也開發數據儲存系統Geokey,能在適當條件下從社區地圖查看這些數據,還有一套方法能依據原住民社區及其他社區所關注的議題及需求,與他們共同設計各種專案。這些工具能夠協助當地居民管理資源,藉由蒐集數據、監測各項環境變化及問題,決定如何回應並與外部合作以達成目標。

納米比亞的桑伊族利用這些設備,記錄鄰近的其他族裔在當地非法驅趕牲畜到保護區水坑(他們平日狩獵野生動物所使用的水坑)的情況,並持續記錄動物族群的數量。在肯亞馬賽馬拉(Maasai Mara)的馬賽族相當擔心族人使用的野生藥用植物逐漸減少,想要了解造成危害的原因,他們記錄了123種藥用植物,其中52%仍健康無虞,其餘受到破壞的主因則是旅遊營地的迅速擴增。這些馬賽族人現在把這項計畫專案推廣成為茂森林綜合體(Mau Forest Complex)。最成功的案例是,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的團隊與柬埔寨白朗社區合作遏制盜伐,志工透過手機彼此聯繫,追蹤盜伐者並突襲他們,用Sapelli拍攝盜伐活動並標記地理位置,沒收盜伐者的鏈鋸。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這些志工得以遏阻所有未經授權的伐木行為。

這些措施都基於一項事實:世界上許多擁有豐富生物多樣性的地方,是因為有社群在此居住長達數百、數千年之久,而非因為杳無人跡。當環境惡化時,當地人遭受的損失最大,因此他們是忠誠不二的環境捍衛者。

去年12月,是我最近一次造訪剛果,伊梅卡要我傳達訊息給讀者:「我們是森林的守護者,一直在這裡照顧這片森林。自古以來,我們就狩獵動物,牠們也一直供應我們的需求,我們狩獵動物餵養孩子,不耕種也不釣魚。但是現在生態保衛隊阻止我們,不准我們進入森林……我們希望孩子不必走太遠就有動物可以狩獵,就像我們過去照顧森林的時候一樣。但是我們的森林已經被破壞了,這是個大問題。我們想過好日子,人們必須解決這問題,我們才能重拾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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