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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何相信謊言?

2019-10-01 歐康納(Cailin O'connor)、威瑟羅(James Owen Weatherall)
錯誤資訊蔓延不只是因為人們懶惰或容易受騙,社會因素讓問題更複雜。


重點提要
■社群媒體促使錯誤信念以空前的規模蔓延。
■研究人員依照錯誤資訊透過人際網路傳播的方式,建立網路模型,藉此了解社會信任(social trust)與從眾心態(conformism)影響社群達成共識的方法。
■把宣傳加進模型,就能看出信念很容易受到操弄,即使科學家蒐集充裕的反駁證據,情況仍是如此。


19世紀中葉,一種人類手指大小的毛毛蟲在美國東北部擴散。這種番茄天蛾幼蟲(tomato hornworm)出現後,隨之而來的是駭人聽聞的報導,指出牠具有致命毒性且會攻擊人類。1869年7月,該地區多家報紙都刊登了警告,並報導紐約州紅溪村(Red Creek)一名女孩在跟這種生物有了不愉快的互動之後,「陷入痙攣,最終死亡」。那年秋天,《雪城郵報》刊出了富勒醫師(Dr. Fuller)的說法,這位醫師說他捕捉了一條碩大的毛毛蟲,並警告「牠跟響尾蛇一樣毒」,還說這種毛毛蟲的毒液造成了三起死亡。


雖然番茄天蛾幼蟲食量很大,幾天內就能把一株番茄啃個精光,但事實上牠對人類無害。昆蟲學家在幾十年前就知道這點,因此當富勒發表誇張的說詞時,他的主張遭到多位專家訕笑。但為何即使真相早已揭露,謠言依然持續傳播?人類是社會學習者,多數的信念來自我們信賴的人(例如教師、家長和朋友)的說法。透過社會傳遞的知識是文化和科學的核心。但如同番茄天蛾幼蟲的風波所顯示,我們的社會學習能力有個很大的致命傷:有時我們散播的觀念是錯的。


在過去五年裡,知識透過社會傳遞造成的問題,顯然已經讓我們相當失望。人們在社群媒體分享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促成錯誤信念蔓延。廣傳的錯誤觀念牽涉到廣泛議題,從選民舞弊的盛行、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是否為事先策劃,到疫苗是否安全,無所不包。番茄天蛾幼蟲恐慌擴散的基本機制,在現代具有更強的影響力,而且在某些情況裡,還會導致大眾對基本社會制度極度不信任。其中一個後果,就是爆發了這個世代裡最嚴重的麻疹疫情。


「錯誤資訊」這個詞似乎不太精確。畢竟當今最具破壞性的錯誤信念,很多都源自於宣傳和假資訊(disinformation),這些資訊不但刻意騙人,而且有意造成傷害。但是在社群媒體的年代,使宣傳和假資訊如此令人信服的原因之一,在於接觸到假資訊的人即使無意誤導其他人,仍會把這些資訊傳播給信任他的朋友和同儕。社群媒體把假資訊變成了錯誤資訊。


很多傳播理論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想要了解錯誤信念為何持續存在,他們把想法的擴散視為感染,並建立模型。採用數學模型簡單再現人類的社會互動,意即用電腦演算法模擬,然後研究模擬結果,藉此了解真實世界的運作。在感染模型(contagion model)裡,想法就像病毒一樣,會在人們的心智(mind)之間傳遞。這個模型的網路包括代表個人的節點(node),以及代表社會連結的邊(edge)。研究人員先從一個網路開始,在某人的「心智」裡植入某個想法,然後設定傳遞發生的不同條件,觀察想法如何傳開來。


感染模型非常簡單,但曾用來解釋出人意表的行為模式,例如1774年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出版之後,據報導有一股橫掃歐洲的自殺風潮;或是1962年美國幾十名紡織工人被虛構的昆蟲叮咬之後,表示出現了噁心與麻木等症狀。這種模型也可以解釋某些錯誤信念如何在網際網路上傳播。在上次美國總統大選之前,臉書上出現了川普年輕時的照片,圖中有一句引言,咸認出自1998年《時人》雜誌的訪問。引言說道,如果川普要競選總統,他會以共和黨員身分出馬,因為他們是「最笨的一群選民」。雖然不清楚「感染源」(patient zero)是誰,但這則迷因(meme)迅速在臉書上傳開來。


這則迷因的真實性很快遭到質疑及破解。事實查核網站Snopes報導,早在2015年10月就有人杜撰這句引言。但就像番茄天蛾幼蟲,這些想要宣傳真相的努力並沒有阻止謠言傳播,光是其中一則貼文的分享就超過50萬次。只要又有人在接下來幾天分享這則迷因,他們的錯誤信念便會感染那些注意到這則迷因的朋友,接著,這些朋友會把錯誤信念傳到新的人際網路。


這就是為什麼事實查核無法破解很多廣為流傳的迷因。分享川普迷因的人不會自行查證,而是相信先前分享它的朋友。如果沒有人願意動手查證,光是把事實放上網路並沒有幫助。假資訊的問題看似出在人們的懶惰與容易受騙,解決之道就是加強教育和批判思考技巧。但這並不完全正確:即使在一個社群裡,每個人都不斷蒐集並分享證據、努力想得知真相,有時錯誤信念依然能夠持續存在,甚至擴散。在這些情況下,問題不是出自未經思索的信任,而是比那更複雜的因素。


社會為何分歧


臉書粉絲專頁「停止強制疫苗接種」有超過14萬名追蹤者。這個社群主張疫苗有害或無效,小編會定期張貼素材做為證據,包括新聞報導、科學論文、著名疫苗懷疑論者的訪談。在其他的臉書社團上,成千上萬憂心的家長互相詢問並回答關於疫苗安全的問題,他們也經常分享支持反疫苗接種的科學論文與法律建議。參與這些線上社群的人都很關心疫苗是否有害,並且主動尋求真相,但他們卻得到危險且錯誤的結論。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


感染模型不足以回答這個問題。研究錯誤資訊傳播的模型,需要反映人們以蒐集和分享的證據為基礎形成信念的行為,以及這些人尋求真相的動機。議題涉及健康時,根據錯誤信念採取行動可能會付出嚴重代價:如果疫苗安全又有效(事實的確如此),父母卻不讓小孩接種,他們其實是讓自己的小孩和免疫系統遭到抑制的人承擔不必要的風險。如果疫苗不安全──如同參與那些臉書社團的人所獲得的結論,那就是施打疫苗會承擔風險。釐清何者為真,並據此行動,非常重要。


為了更加了解這類行為,我們的研究採用網路知識論架構(network epistemology framework)。這類模型最早由經濟學家在20年前發展出來,為的是要研究信念在社群裡的社會擴散。模型有兩個部份:第一部份由一個問題和許多個人──或稱行動者(agent)組成。問題是二選一的,例如讓你的小孩「接種疫苗」或「不接種疫苗」。在這個模型裡,行動者會相信其中一個選項較佳,有些人相信疫苗安全、有效,其他人則相信疫苗會導致自閉症。行動者的信念形塑他們的行為,例如認為疫苗安全的人會選擇接種;接下來,他們的行為回過頭來影響他們的信念,例如當行動者接種疫苗,結果沒有壞事發生,他們會更加相信疫苗確實安全。


模型的第二部份是代表社會連結的網路。行動者不只從自己接種疫苗的經驗中學習,也可以從模型中與他們有所接觸的「鄰居」經驗中學習。因此,一個人參與的社群對於他最終會發展出什麼信念,格外重要。


網路知識論架構具有感染模型缺少的一些必要特性:人們會有意識地蒐集並分享資料,然後承受糟糕信念帶來的後果。這些發現能讓我們了解許多知識在社會中傳播的特性。我們學到的第一件事,是共同合作比孤軍奮戰好,因為單獨面對這類問題的人很可能會貿然選擇比較糟的理論。例如他們可能觀察到有個小孩在接種疫苗之後罹患自閉症,因此得出疫苗不安全的結論。在社群裡,人們對事物的信念有所不同,有些人會嘗試某項行動,有些人則嘗試其他行動,這種信念多樣性意味著人們通常能蒐集到足夠的證據,形成良好信念。


但即使有這種團體效益,也不能保證行動者能得知真相。當然,真正的科學證據以機率型式呈現,例如有些不抽菸的人得到肺癌、有些抽菸的人不會得肺癌,這代表有些研究可能找不到抽菸與癌症的關聯。同樣地,雖然疫苗與自閉症在統計上沒有實際關聯,但有些接種疫苗的孩童患有自閉症,因此一些家長會觀察到孩子在接種疫苗之後出現自閉症的症狀。這類誤導人們的證據如果多次出現,足以讓整個社群的信念轉往錯誤方向。


在基本的網路知識論模型裡,社會影響力最後會讓社群達成共識,認為疫苗接種是安全或危險,但這個模擬結果並不符合我們在真實世界看到的情況。在實際情況中,我們看到兩極化的現象:對於要不要接種疫苗有著根深柢固的意見分歧。我們認為基本的網路知識論模型缺少兩個關鍵因素:社會信任(social trust)與從眾心態(conformism)。


當一個人認為某些證據來源比其他更可靠,社會信任對信念來說就變得很重要。我們可以觀察到,反疫苗人士(anti-vaxxer)比較相信社群裡其他人分享的證據,比較不相信美國疾病防制中心(CDC)或其他醫療研究團體。這種不信任可能有許多原因,包括跟醫師互動的負面經驗、擔心醫療保險或政府機構不在乎他們的最佳利益。在某些情況下,這種不信任情有可原,因為長久以來有些醫療研究人員和臨床醫師忽視病人提出的合理問題,尤其當病人是女性時。


但無論原因為何,最終結果是反疫苗人士的資訊來源,並非在疫苗安全議題上蒐集到最佳證據的人。我們發現在一個模型裡,如果人們不信任抱持截然不同信念的人所提出的證據,這個社群的信念便會趨向兩極化,抱持拙劣信念的人無法獲得正確的信念。


從眾心態則是指人們偏好跟社群裡其他人採取同樣的行動。想要隨俗是人類心智很深沉的一股力量,而且可能導致我們採取自知有害的行為。當我們把從眾心態加進模型,便會看到抱持錯誤信念的行動者開始形成小圈子。原因在於,跟外界有所連結的行動者沒有把與團體信念衝突的資訊帶入團體,換句話說,團體裡有很多人永遠無法得知真相。


從眾心態可以解釋為何疫苗懷疑論者通常出現在特定社群。美國南加州一些私立和特許學校的疫苗接種率很低;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市的索馬利移民和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正統猶太人社區裡,接種率更是低得驚人──他們最近都深受麻疹爆發所苦。


想要影響疫苗懷疑論者,就必須對社會信任和從眾心態保持敏銳:因為信任問題,光是跟懷疑論者分享新證據可能沒有幫助;而要說服受信任的社群成員為疫苗接種發聲,可能會因從眾心態而有困難。最好的方式是找到跟相關社群成員足夠相似的人,由他們來建立信任。例如猶太人社區裡的某位拉比,在布魯克林可能是很有力的疫苗大使;而在南加州,你可能要請演員葛妮絲派特羅(Gwyneth Paltrow)出馬。


社會信任和從眾心態可以解釋為何社群網路中會出現兩極化的信念。但在某些案例中,這並非事情的全貌。反疫苗人士精心設計了散播錯誤資訊的活動,明尼蘇達州的索馬利社區和紐約市的正統猶太人社區都是他們的目標。


操弄社會信念


我們投票給誰、購買什麼東西、讚揚什麼人,全依據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想法而定。因此,很多有錢有勢的團體和人物都興致勃勃想形塑大眾信念,甚至包括科學事實。人們天真以為企業想要影響科學信念時,會收買墮落的科學家。這種事有時候會發生,但一份詳細的歷史研究顯示,企業、政府和其他團體採用的策略比這更細膩(也可以說更有效)。要保護我們不受這種操弄危害,第一步就是了解這些這些活動如何運作。


有個經典範例是菸草產業,他們在1950年代發展出新的技術,用來對抗逐漸高漲的吸菸致命共識。在1950和1960年代,菸草研究所出版了通訊雙月刊,名為《菸草與健康》,報導的科學研究都暗示菸草無害,或是強調菸草對健康的影響仍不確定。


這份宣傳品運用了選擇性分享(selective sharing)策略。這種方法會引用真實、獨立的科學研究來編排,只呈現特定立場的證據。使用加入社會信任與從眾心態的網路知識論模型,我們發現選擇性分享在形塑非科學專業的受眾要相信什麼科學事實時,效果驚人。換句話說,心懷不軌的行動者可以利用真相做為種子,創造出不確定的印象,甚至讓人相信錯誤的主張。


在反疫苗人士的劇本裡,選擇性分享一直扮演關鍵角色。在最近紐約爆發麻疹之前,有個自稱「家長教育和兒童健康倡導」(PEACH)的組織製作並發行了一份40頁的小冊子,名為「疫苗安全手冊」。當中分享的資訊雖然正確,卻經過高度篩選,全聚焦在少數指出疫苗會帶來健康風險的科學研究,幾乎沒納入眾多指出疫苗實際上是安全的研究。


PEACH的手冊非常有效,因為它結合了選擇性分享和修辭策略。PEACH展現正統猶太人的身分(雖然匿名出版,但至少有些作者「曾經」是社群成員),藉此獲取社群信任;並且強調一些會讓社群成員產生共鳴的擔憂──他們精心挑選有關疫苗的事實,企圖讓特定受眾產生反感,例如提到有些疫苗含有從豬身上取得的明膠。無論是有意或無心,手冊的設計在某方面利用了社會信任和從眾心態──這正是人類知識產生過程中的關鍵機制。


更糟的是,宣傳者不斷發展更精巧的手法來操縱大眾的信念。在過去幾年,我們已經看到製造假資訊的手法推陳出新,創造出「很多人抱持著錯誤信念」的印象,其中包括你的朋友和其他你認同的人。他們尤其擅長利用社群媒體管道,例如機器人帳號、網軍;最近則是駭進或是複製你朋友的帳號。甚至PEACH的創辦人在疫苗議題上可能也看過這類虛構論述。根據2018年《美國公共衛生期刊》的一篇論文,有些俄羅斯帳號藉由散播這類假資訊來發揮影響力,他們把公共衛生議題當做武器,想要挑撥美國社會。這種策略不是透過理性爭辯或證據來改變人心,而是操縱知識與信念的社會傳播過程。


散播錯誤資訊的行動(以及放大其效果的高度針對性假資訊活動)越來越成熟,對民主構成的問題令人困擾。回到麻疹的例子,美國很多州的家長可以用「個人信念」為由不讓孩子接種疫苗,這成為2015年加州爆發麻疹的引爆點,疫情追溯到一群造訪迪士尼樂園但沒有接種疫苗的孩童。於是當時的州長布朗(Jerry Brown)簽署新法案SB277,強制所有孩童接種疫苗。


疫苗懷疑論者立刻提出申請,想在下次加州投票時舉辦公投推翻這條法律。如果他們成功獲得36萬5880人連署,「家長能否以個人信念為由,不接受強制疫苗接種」的問題,就會直接訴諸投票表決,而投票的結果很容易受到這類假資訊活動的影響,畢竟這些活動已經導致很多社區的疫苗接種率大幅下降。


幸運的是這項嘗試失敗了(他們只獲得23萬3758人連署)。但幾十萬加州人支持直接投票表決一項嚴重影響公共衛生的議題,以及明確事實遭特定團體操弄而造成普遍曲解,這些事真的應該停止。我們有理由關心政策的制定是否反映現有證據,而且能夠隨著可靠的新資訊出現而有所調整。當這麼多公民對事實的認知遭到誤導,我們要如何保護大眾福祉?根據錯誤資訊行動的人不太可能達成他們想要的結果,社會採用的政策若以錯誤信念為基礎,也不太能得到期望的結果。


判斷科學事實(例如疫苗安全和有效嗎?)的方法不是請非專家的社群投票──尤其在大眾受到錯誤資訊影響時。社會必須同時尊重完備的科學程序與機構,並視其為得知真相的最佳途徑;也要尊重民主的核心價值,防止讓一群人(例如科學家)獨斷政策。


政府該如何平衡這兩種互相競逐的價值,我們對此沒有解答。但我們認為關鍵在於,最好把兩個本質上不同的問題分開:事實是什麼?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根據事實行動?理想的民主要求兩者都必須由大眾監督、過程公開透明,並能追究責任。但只有第二個問題適合投票決定──在知道事實的基礎上,我們該如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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