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

了解SARS

我們必須了解SARS是什麼樣的病原,才對症下藥。

撰文/科學人雜誌編輯部
2003-06

醫學

了解SARS

我們必須了解SARS是什麼樣的病原,才對症下藥。

撰文/科學人雜誌編輯部
2003-06

【1】SARS、病毒與人類

賴明詔口述/楊玉齡整理


編按︰原訂今年7月出任中研院副院長的賴明詔院士,提前於5月初趕回SARS蔓延的故鄉台灣,提供他在冠狀病毒領域數十年的研究知識與經驗。訪台期間,賴明詔院士接受本刊深度專訪,從實驗室觀點,剖析SARS病毒所造成的21世紀人類第一場重大傳染病。


賴明詔:冠狀病毒世界權威
■美國南加州大學微生物系教授
■學術專長:病毒學(冠狀病毒、D肝病毒、C肝病毒)
■中央研究院院士、SARS專案研究小組指導委員會共同召集人


冷門變成大熱門


我研究冠狀病毒(coronavirus)已有20多年。這20多年來,除了專家以外,很少有人對我的研究有興趣。但在兩個月前,也就是SARS爆發後,有一天,突然有三家電視台在門口等著要採訪我。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努力告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和我太太,為什麼我要做冠狀病毒研究,現在突然之間,都不必再解釋了。


我對冠狀病毒發生興趣,是1970年代我在南加大當助理教授的時候。當時我們學校有一位神經學者在研究老鼠冠狀病毒。因為老鼠冠狀病毒會引起神經性疾病,症狀和神秘的人類多發性硬化症很接近,因此有人懷疑多發性硬化症可能與冠狀病毒有關。我覺得滿有意思,所以幫他一起做,便一直做下去。


病毒學在生命科學本來就不熱門,加上以前的冠狀病毒不會引起嚴重人類疾病,所以更冷門。但在美國做研究有一個好處,即使不是熱門領域,只要你做得好,相關單位還是繼續支持你。所以這20多年來,一直有充足的經費支持我從事這項冷門研究,全世界做最多冠狀病毒研究的,大概就是我了。也因此,SARS一出來,我才能很快地把多年累積的知識提供出來。


冠狀病毒是一種很普通的病毒,人類感冒約有20~30%是由它們所引起,所以大部份人體內都有冠狀病毒抗體。但在動物身上,冠狀病毒會引起比較嚴重的疾病,尤其是雞的冠狀病毒,可以讓雞不下蛋,在農業經濟上是相當重要的疾病。


冠狀病毒根據抗原的基因序列,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感染對象主要為人與豬;第二類感染對象是人與牛;第三類則專門感染鳥類,這一類裡頭目前已知的只有雞和火雞的冠狀病毒。


SARS病毒雖然在分類上也是冠狀病毒,但是卻不屬於上述三類,而是介於第二與第三類中間,也就是說,它的基因序列介乎第二和第三類中間,但和兩者都有超過50%的差異,所以我們把它列為第四類,算是一種新發現的冠狀病毒。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SARS病毒能這麼快被人發現,其實也是有點幸運。因為一般冠狀病毒很難在細胞株上培養。特別是從病人身上分離的冠狀病毒,更是難培養。沒想到這個SARS病毒在猴子的細胞株上竟然繁殖得這麼快,所以才能很快被找出來。


冠狀病毒在分類上屬於RNA病毒。它的特色是它的RNA非常大,由近三萬個鹼基所構成,是自然界已知RNA病毒當中,基因組最大的。當時這項發現很令大家意外,原本科學家估計,自然界的RNA病毒最多不會超過1萬5000個鹼基,因為RNA常常會變化,準確度不是很高,如果RNA太大的話,恐怕會無法順利複製。


一般說來,RNA的變化率約為萬分之一。意思是每製造一萬個鹼基,就會出現一個變化。因此有三萬個鹼基的冠狀病毒RNA,平均會產生三個鹼基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太大了,因此我們就想,冠狀病毒一定有什麼方法可以克服這個問題。後來果然發現,它的RNA可以彼此交換分子,因此也可以藉此改正錯誤。但另一方面,也因為它的RNA可以互相交換分子,所以更容易變化。這是很有趣的一點。


好在它的變化雖多,但還是有它的限制。就拿SARS病毒來說,已經傳播好幾個月了,但是三萬個鹼基上,只看到最多10個鹼基的變化,而且這些變化都出現在固定的一些地方。這表示,其他變化應該是不能生存的。所以自然界是很奇妙的,它會互相抵消平衡。


疫苗與後續發展


一般說來,病毒疫苗可能遇到下面好幾種狀況。如果病毒一直在變化,做出來的疫苗只對某個變種有效,其他變種無效,這樣做出來的疫苗也是沒有什麼用,像是愛滋病和C型肝炎都有這個問題。有些病毒就沒有這種問題,像是小兒麻痺病毒。它也是一種RNA病毒,也是常常變化,和冠狀病毒的情況很像,但它的疫苗就可以持續40~50年都還很有效。所以儘管千變萬變,結果還是不變。


還有一種病毒疫苗是部份有效。例如B型肝炎病毒疫苗,大約90%有效。剩下那10%的人,不知怎的,就是沒有效。後來發現,這些人當中,有些人體內的B肝病毒產生突變,特別是套膜的蛋白質發生突變,所以疫苗就失效了。最後還有一種病毒,疫苗需要年年更新,典型代表是濾過性病毒,每年都得依照當年的病毒構造,更換不同的疫苗。


至於將來如果做出SARS疫苗,我個人認為應會比較接近前面提到小兒麻痺疫苗的狀況,可以長期穩定使用。因為這幾個月下來,雖然看到它有變化,但變化相當有限。


還有一個議題大家也很關心,SARS病毒的毒性會不會改變。目前這方面是沒有線索,無法判斷。因為好幾種方式的變化都可能改變它的毒性。例如SARS外圍那圈棘蛋白(spike protein)就是決定它感染哪種細胞的關鍵,因為病毒都是靠蛋白質套膜與宿主細胞接觸。可以想像,如果套膜發生變化,自然也會改變它所感染的細胞,豬的冠狀病毒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本來豬的冠狀病毒都是引起下痢等胃腸性疾病。但在1984年的歐洲,這些病毒忽然都消失掉了,出現一種新的冠狀病毒。這種新病毒不會引起胃腸疾病,而是引起呼吸道疾病,這其中的變化就出在棘蛋白發生改變。


在這個例子裡,病毒基因的突變所引起的疾病變化,對於豬來說是比較好的,因為新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比以前的胃腸道疾病溫和。


【延伸閱讀】


SARS病毒的基因組結構與新藥曙光︰SARS病毒的RNA約有29720個核啟酸,具有11個開放讀碼區(如下圖)。例如,SARS的1a和1b與常見的冠狀病毒鼠肝炎病毒、鳥傳染性支氣管炎病毒的1a和1b便十分類似,而這兩個重疊的開放讀碼區負責非結構性多聚蛋白之合成,其中包括冠狀病毒複製所需的蛋白酶及RNA聚合酶。因此科學家推論,將現有的冠狀病毒蛋白?抑制劑研究修改後,可望製成能夠抑制SARS病毒繁殖的抗病毒藥物。


賴明詔院士對於SARS冠狀病毒疫苗研發與後續研究有諸多建言,詳見本文完整全文。

【2】SARS防疫之道

陳建仁口述/張孟媛整理


編按︰在這一波席捲全台的SARS風暴下,我們對新病毒所知有限,對於醫護治療的方法也還莫衷一是,我們該如何阻擋SARS的肆虐?流行病學專家陳建仁教授從嚴謹的科學觀察推論,唯有確實做好隔離檢疫、確實控制醫院內感染,才是防止疫情擴散的關鍵。



陳建仁:流行病學專家

■台灣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研究專長:流行病學(癌症流行病學與環境流行病學)、公共衛生、預防醫學
■在台灣這一次SARS抗疫團隊中擔任疾病管制局SARS專家委員會召集人,並於5月17日接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一職。


SARS是「嚴重急性吸呼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的簡稱,患病的症狀是發燒高於38℃、2~3天後開始咳嗽、拉肚子、呼吸困難等,此時病患的肺部X光片會有白色影子(肺部浸潤現象),嚴重者肺部受損、呼吸衰竭,終至死亡。這個新病毒來勢洶洶,目前科學家對於這個疾病的了解又不算多,因此也引起了民眾的諸多臆測與恐慌。


飛沫傳染


從流行病學上來看SARS的傳染力,我們可以確定這個呼吸道疾病是藉由「飛沫傳染」散播的。因為如果是藉由空氣傳染,飛沫乾掉後的飛沫核一飄可以飄幾百公尺,於是一次咳嗽可能傳染給10~20人;飛沫傳染的效益只有1.5公尺,SARS的飛沫一旦乾掉,病毒即無效了,這是我們不必那麼驚慌的原因之一。但是SARS冠狀病毒在室溫下通風不良的塑膠界面上,仍可存活24小時(存活力算高的),所有被SARS病患的飛沫污染到的物體,也有可成為傳染的媒介。


最早在越南河內向世界衛生組織(WHO)報告此病的義大利醫生厄巴尼(Carlo Urbani)發現,照顧SARS病患的醫事人員(當時這些醫事人員還不知道有SARS這種病)有50%受到傳染,醫院病房中非近距離接觸的相關人員,也有20%受傳染。但是後來香港、多倫多、新加坡的醫事人員,在有適當防護的情況下,感染率便降至了1%;而香港SARS病人的家人,在家感染的機率也只有4%。


只是不論從什麼角度來看,站在第一線的醫事人員還是最危險的,因為送到醫院的患者都已發病,飛沫或痰中病毒量很高,也正是傳染力最強的時候,醫事人員為病患檢查、量體溫、插管等都必須近距離接觸,因此非常需要防護衣、N95口罩的保護。醫事人員之外的一般人,感染風險依序為:病人的家人、病人的同伴同事或同學、與病人在飛機等密閉空間長期共處者。


口罩與隔離


WHO對於SARS「疑似病例」的定義有四:發燒高於38℃、有呼吸道症狀、接觸過SARS病人或其污染物、到過SARS疫區(前兩者為臨床指標,後兩者為流行病學指標);若病人有肺炎症狀,才列入「可能病例」。發燒、咳嗽就是SARS的警訊。


目前我們所有的檢驗工具,都是在病人出現症狀以後才能測得,而且也還不夠敏銳。症狀出現前,我們無法從檢驗病毒來得知誰已經受到感染,只好從最初症狀,也是最簡便的方式——量體溫著手。那麼,沒有症狀的感染者會不會傳染?目前的看法是:通常無症狀者不咳嗽,病毒無從出到體外,傳染力很低;咳嗽輕微的人,肺部受到的破壞很少,病毒量不高,傳染力也不會太高。現在請大家戴上口罩的原因是,如果發燒咳嗽,飛沫都留在口罩上,可保護別人;健康的人戴口罩,則可避免吸到別人的飛沫。個人衛生習慣也非常重要,物體表面若是沾到SARS病患的飛沫,有可能經由手觸摸而吃進嘴裡,因此呼籲大家要勤洗手。


「社區感染」是另外一個當紅的名詞。根據流行病學定義,是指某一個地區在短時間內有多名患者產生,大多是由於水或環境的污染才造成的多人感染。那是唯一非人對人近距離感染、也不是接觸到病患分泌液的傳染方式。居家衛生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新種病毒的可怕,在於沒有一個人對它有抗體。SARS疫情蔓延迅速,致死率又高,短期內無有效藥物或疫苗,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圍堵,阻斷SARS傳染的途徑,也就是隔離檢疫。隔離若能確實執行,相信對疫情的控制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做好院內感染管控


4月15日以前,我們還自豪於所謂的「三零」:零死亡、零社區感染、零病例移出;我們還驕傲地說,要謝謝香港新加坡河內的醫生病人,因為他們的抗疫經驗,讓我們學習到該怎麼做。我們知道,香港、新加坡、多倫多爆發的第一波大規模感染,都是起源於醫院;而一次院內感染,就可以讓防疫如破堤般崩潰。5月10日左右,我們判斷台灣的SARS疫情已經可以控制,因為感染的高峰都來自於醫院,而台北幾家發生院內感染的醫院病例高峰都已經過了。但是之後屢屢爆發的院內感染,正好暴露了台灣防疫與醫療體系的幾個大漏洞。


台灣每家醫院都設有「院內感染管控小組」,負責監控院內人員、病人是否有不尋常的發燒咳嗽。這不是醫院會賺錢的業務,而且近幾十年來傳染病越來越少,傳染病科不受重視,因此很少醫院確實做好院內感染管控;若能提高警覺,院內感染是可以及早發現的!


台灣民眾喜歡到大醫院,崇拜名醫,上醫院也不忘貨比三家。每家醫院動輒就有幾百床住院病床,還要收萬人門診,千百名病人也就這樣到各家醫院裡交換病毒細菌,很有可能因此加速病毒產生抗藥性。醫療過度集中、缺乏轉診制度,正是這次疫情散播的幫兇。另外,醫院本來就是很「不乾淨」的地方,無奈國人把探病當成社交活動。台灣的病人多由家屬照顧,陪病家屬、探病親友,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感染。


爆發院內感染所造成的民眾恐慌,也讓台灣醫院的檢驗能力與醫師再教育問題浮上檯面。民眾發燒咳嗽求醫,醫生不願或不會判斷病情、或甚至不問診,一律通報為疑似病例,一時之間通報病例人數大增,各專責醫院人滿為患。於此同時,因為各醫院幾乎都沒有檢驗能力,病人的採樣檢體蜂擁至醫學中心或疾病管制局。而檢驗之前的行政流程冗長,繁文縟節與重重關卡更是拖慢了病例判定的速度。醫生對於國際疫情的警覺、是否確實問診、是否知悉新疾病的通報與採樣方式,也都是防疫線上重要的一環。


【延伸閱讀】

陳建仁署長對於流行病學未來的研究方向、WHO所扮演的角色,以及SARS的教訓與省思有許多精闢的見解,文中另附各國SARS疫情統計、圖表分析SARS病例數目及台灣疫情,以及SARS的流行病學初步分析,詳見本文完整全文。

【3】基礎醫學與SARS的診治
   陳定信口述/蔡耀明整理


編按︰短短一個多月,台大的團隊不但發現了血球吞噬現象、證明SARS會引發細胞素風暴,更完成了SARS病毒29714個鹼基定序。台大醫學院院長陳定信再三強調,這些成果正彰顯了基礎醫學研究的重要。


陳定信:肝炎研究專家
■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內科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SARS專案研究小組指導委員會共同召集人
■研究專長:內科學,尤其精專於肝臟學


抗病毒與檢驗


民眾得病時,總希望醫生給他開藥。但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是一種新的傳染病,藥還沒研製出來。其實急性病毒感染能有效治療的藥物不多,感染者大多只能靠自己的免疫系統,加上好的支持性治療;現有抗病毒藥物,以治療慢性病毒感染為主,像是B型肝炎、愛滋病等。(圖為SARS冠狀病毒電子顯微鏡照片)


對於顯性感染且診斷為可能病例者,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一套公認的標準治療方式。我們這邊的做法是,先給予抗病毒治療,也就是給予三唑核?(ribavirin),如果肺炎仍持續惡化,再給予類固醇,甚至靜脈免疫球蛋白(IVIG)。ribavirin是個老藥,是抑制RNA病毒的藥物,最早用來治療呼吸道細胞融合症候群。因為SARS這種變種的冠狀病毒屬於RNA病毒,所以很自然就會想到用ribavirin來治療SARS。ribavirin其實跟C型肝炎也有淵源,1991年羅氏藥廠來找我做台灣C型肝炎干擾素的臨床試驗,C型肝炎也是RNA病毒,我建議把ribavirin跟他們的干擾素一起用。結果這個用藥方式最有效,有40%的患者可以治癒,慢性C型肝炎可以做到治癒的地步(以前只是減緩而已),台大是全世界第一個。


任何病毒的生活史,都是先有病毒複製,然後才會破壞細胞。所以要是能在發燒前把SARS病患檢驗出來,這個時候給他有效的抗病毒藥物,應該是最好的。但是目前如果感染者不發燒,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已經感染SARS病毒。


談到檢驗,喉頭取樣當然能取得最多的病毒,但對醫護人員來說,太危險了!如果從血液、糞便也可以取得足夠的病毒,何必去冒不必要的險?4月28日我們利用SARS病人恢復期血清,建立了免疫螢光檢測法(IFA)。我們醫院的內科主任楊泮池表示,人體感染SARS約兩週後,血清內會有抗體。SARS免疫螢光試劑,對偵測抗體敏感度高,而且可以測量病毒抗原性的強弱。這個試劑與反轉錄聚合?連鎖反應(RT-PCR)互補,可以提高SARS疾病的診斷率,更可以應用在SARS流行病學的監測上,找出SARS的隱性感染。未來,我們希望以病毒分子生物學、蛋白組學、免疫檢測,以及微陣列等研究方式,建立SARS的快速診斷方法。快速診斷非常重要,現在我們把很多疑似病例隔離10天,其中包括一般民眾和醫護人員,這樣人力損耗和對被隔離者的心理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能夠早在前一兩天就診斷出來,將節省很多社會成本。


調節免疫反應


至於使用類固醇和IVIG,目的在於調節患者的免疫反應。ribavirin和類固醇的使用都是香港提出的,而IVIG則是我們自己加上的。香港建議使用類固醇,是因為他們在SARS病患取得的切片上看見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的病變,而過去治療ARDS的時候,就是用類固醇。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加上IVIG?4月3日我們發現SARS病人的白血球會減少,尤其是淋巴球,病人骨髓細胞發生了什麼問題?我們發現SARS病人有血球吞噬現象(見圖)。這不是SARS特有的現象,其他比較嚴重的病毒感染也會有,譬如漢他病毒。發現這個現象有什麼重要意義?它隱含了一個治療的方向。以前發現兩歲左右的小孩感染EB病毒而發高燒,叫做「惡性組織細胞增生症」,如果不治療的話,一定會死掉。EB病毒會引起血球吞噬現象,後來有人認為IVIG可以治療,以調節患者的免疫反應。IVIG的確有效,現在已經很少小孩因這個病過世。所以我們的醫師就建議,可以試著用IVIG治療SARS病患。4月11日台大完成了細胞素廓型及肺組織免疫病理檢查,證明SARS為一場細胞素風暴。這表示SARS確實引起感染者的免疫系統反應過當,產生太多毒素,因此不但會殺死病毒,也連帶殺死自己的細胞,這就是肺部發炎和纖維化的原因。既然SARS會引起宿主細胞素風暴,也就佐證了我們調節免疫反應的策略應該是對的。


不過,嚴格說來,這些治療方式都沒有經過實證的臨床試驗,用藥是否恰當需要嚴格檢驗,用藥的時機是否恰當也很重要,但這些都需要很長時間在更多病例身上研究與試驗。現在太緊急了,根本不可能做,只好根據以前其他疾病的治療經驗,嘗試用藥。


除上述藥物外,維持呼吸功能等確保患者存活的支持性療法,也非常非常重要。我認為,一個專科醫師,一定先要是一個好的內科醫師,好的一般內科照顧是很重要的。以台大的經驗來說,有了好的支持性療法,再加上前面提到的抗病毒療法和調節免疫反應,大部份的SARS病例,都可以痊癒。


預防勝於治療


上面說的是發病後如何治療的問題,但是我們都懂得「預防勝於治療」的道理。疫苗,應是最有效的方法。不過疫苗的研發實在不容易,我們要找出哪一個是保護性抗體,要證明哪個抗體有「中和作用」,抗原性要好,要有免疫能力,這還需要很多研究與試驗。況且,疫苗製成後還要做長時間的臨床測試。一般疫苗從研發到上巿要8~10年,賴明詔估計,SARS疫苗至少還要四年才能上巿。如果用傳統的方式,就要把整個病毒去活性,做死毒疫苗。或許我們可以找SARS表面的棘蛋白當抗原來進行實驗。目前我們計畫把SARS病毒放到猴子的身上,看牠們會不會發病。如果會發病,我們就可以在牠們身上做疫苗效益的測試。


【延伸閱讀】


基礎醫學研究平日打下的根基,是這次台大醫院能夠獲得治療與研究先機的關鍵。陳定信院長也談到這次研究的功臣與過程,詳見本文完整全文。

【4】抗SARS,從心開始!
   曾志朗口述/許碧純整理

編按︰在人類與病毒的戰爭史中,死亡與恐慌如影隨形,抗疫要成功,不只要從基礎研究、公衛預防、臨床治療出發,更要注意從政策、社會、學校到個人的心理與認知層面的研究與應用,才是全面抗SARS之道!


曾志朗:認知神經心理學家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學術專長: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
■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陽明大學校長、教育部部長
■中央研究院科學教育推動委員會召集人、SARS因應小組召集人


台灣人民曾有許多共同的創傷記憶,921大地震、納莉颱風、土石流……,卻是首次面對看不見的病毒全面入侵,而同時看見台灣的種種弱點。根據WHO疫情專家對台灣的觀察,提出台灣的問題不在醫療技術,在於政府本身缺乏協調,這呼應了新加坡政府的抗SARS經驗:SARS的防治是醫療問題,更是行政問題。


處理危機的幾項思考,應該了解群眾的心理模式(public mind)。首先是建立信心的問題,民眾要看到政府做出一致、有效的行動,看見所有資訊都在同一地方被處理、執行、控制,並被告知正確的應變之道。其次是要降低對病毒的恐懼,方法是要使用正面的語言敘述、採取具有基準點的統計報告數據。


比較SARS和納莉颱風、土石流等災害,後者造成的損害也都很慘重,但因為民眾看到中央災害防治中心24小時運作,哪裡有災害,哪裡有土石流,政府都能掌握住,所有發佈的消息由該中心掌控,資訊透明使民眾在心理上產生的是正面的效應。但是,對抗SARS,民眾看見政府成立各個防治中心,一個命令卻有一堆動作反應,物資遭囤積或調度不佳,兵荒馬亂的表現,讓民眾更加無所適從。


尤其,目前民眾既有的印象是,一通報就變成SARS案例,接著可能就是死亡病例,且充斥了凡有接觸就會被感染的迷思,這是民眾恐懼的根源,以致不敢通報。而病史不明的案例越多,造成恐慌越深。民調顯示,超過七成的民眾覺得自己可能會被傳染。


因此,指揮官的用語方式更顯重要。從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來看,積極與非積極的句子鋪設方式,造成民眾的認知絕對是不一樣的。


根據實驗,兩軍交戰,A戰略可以拯救500人,而犧牲200人;B戰略必須犧牲200人,才能拯救500人。多數人選擇A戰略。去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最突出的論點就在,他針對人的理性與非理性行為做了許多實驗,解釋人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如何做決策。


這是為什麼政府應該採取具有基準點的統計報告數據,每天提供資料告知民眾,發燒後通報的人,非SARS的比例是相當高的。這正面的訊息應該公佈,減少民眾的恐懼。總之,我們應該學會將認知心理學對於人的判斷與決策的分析,應用在危機處理的每一個過程中。


危機處理的另一個重要思考是對風險的評估。在心理學研究中,風險知覺(risk perception)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項目,包括對形勢的分析。風險因子(risk factor)的分析應該有動態變化的概念,每一個決策的形成,其成本效益都會因時間、地理與情勢的交互變化,而產生不同結果。


以出現一位疑似病例、陸續再出現幾位學生發燒,連夜決定全校停課一週的陽明大學為例。它其實並未達到教育部的停課規定,但陽明大學位於唭哩岸,校地幅員小,師生互動緊密,屬於較容易造成流行傳染的區域;從生態看,陽明大學以醫學院為主,又緊鄰榮總,多數榮總醫師在該校上課,人員來往頻繁;再加上已有疑似病例的大葉高島屋與陽明大學有地緣關係;最後,一所醫學大學不只是醫療技術的傳授,更該崇尚生命科學教育。因此,校方依其特殊的地態、生態與社區關係,做出停課的決定,應該是符合風險分析中的正確概念。


曾在第一線參與許多戰「疫」的國際知名的病毒學家麥科明克(Joseph B. McCormick),在引述親身經歷的《第四級病毒》一書中提到:「我們陷入病毒戰爭中,每一次戰役我們都會折損一些人,這些戰役有著不同名字,譬如伊波拉、拉薩、克里米亞剛果熱、愛滋病…。」


麥科明克曾在非洲成功分離出愛滋病毒HIV,當他看到愛滋病患孤獨死去,完全顛覆了非洲大陸當親人往生,家人環伺一旁的傳統時,他問了一個深刻的問題:「是什麼樣的災難,讓文化產生了巨變?又是什麼樣的疾病,會改變一個社會的傳統?」


我記得,在我們小時候,醫療條件還不那麼發達,學生朗朗上口的是「衛生第一條,洗手記得牢!兩手洗乾淨,身體真正好!」後來,醫療技術進步了,大家反而忘了這個最基本但也最重要的衛生觀念,直到最新的第四級病毒SARS來襲。


當SARS侵入北台灣時,有不少人苦中作樂說是:「北SARS、中腸毒、南登革。」面對這個不明病毒,人們開始學會勤洗手、關心個人衛生、偏好通風透氣的建築與車子;飯店餐廳注意消毒、廚師戴起帽子、口罩。但是人們恐慌長在,且把希望寄託在氣溫上升,病毒暫時休養生息,疫情攀升的曲線會自然下降。如今,SARS病毒往南移,腸病毒、登革熱病毒也將去而復返,以為病毒會因氣候炎熱而被消滅的想法,顯然是非常不科學也很不切實際的。


在過去人類與病毒的戰爭史上,我們可以看見,科學有時成功,有時失敗,舊的病毒被馴服了,新的病毒又跑出來,病毒存在自然界中,以人類為宿主,既然人類不能擺脫病毒,也許我們最應該學會的一個新觀念是,改變個人的衛生習慣,與病毒共存!那麼,從災難中尋找積極意義,也許這就是SARS對台灣社會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