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山茶科植物的經歷中，我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台灣到底有沒有可以飲用的野生茶，或是野生茶到底是哪一個種類等。飲茶早已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野生茶更是引人好奇，如同夢幻逸品、傳說一樣，讓人摸不清真實的面貌。特別是現今網路發達，人人都可發表自己的心得，使得這些疑問更加難以釐清。

採用比較嚴謹的方式才能對解決問題有幫助。若要更精確地提問，應該是用「原生」茶而非「野生」茶會比較恰當。原生（native）指的是非人為自外地引進的，也就是所謂的本土種。野生（wild）只能說是在野外自行繁衍罷了，如此的定義也會包含了外來種生物。

那麼台灣到底有沒有原生茶樹呢？我們可從相關的最早記錄，即1717年出版的《諸羅縣志》中看到一絲線索。該文獻提到「水沙連內山茶甚夥，味別色綠如松蘿……然路險，又畏生番，故漢人不敢入採」。由此記載推論，在300年前日月潭山區就有可以飲用的山茶，它們位於漢人勢力所不及的區域。此外，台灣的原住民並沒有利用茶樹的歷史，因此這些山茶是人為引入的可能性很低。

至於原生茶樹到底是哪一種？從外部形態來看，可知它和廣泛栽培的兩種傳統茶類作物：茶樹（Camellia sinensis）與阿薩姆茶（Camellia assamica）有著極為相似的地方。這可以從原生茶樹最早的標本看出端倪。這份典藏於林試所的標本，是對台灣高山植物的發現貢獻卓著的森丑之助於1906年在雲林的苦苓腳所採集，上面的標籤鑑定該種類為Thea sinensis（茶樹的同物異名）。事實上，本文作者之一蘇夢淮在進行博士研究之初，也是抱持類似的看法。這種形態上的高度相似，造就了此三者在過往的分類處理中糾葛的關係。

因此，要解決原生茶樹的分類問題，就不能再利用傳統的主觀判定法，否則終究只能提供另一個具爭議性的結果。在此思維上，我們分別利用以外部形態分析為基礎的數值分類法，以及以DNA分析為基礎的分子分類法，來探討台灣原生茶樹與其他兩種茶樹的差異。

結果相當令人詫異：無論是來自外部形態或是遺傳分子的證據，都顯示台灣原生茶樹與茶樹、阿薩姆茶之間有很明顯的界線，可供區分。這個結果支持了第二版《台灣植物誌》的看法，即台灣原生茶樹是不同於茶樹和阿薩姆茶的獨立分類群。不過《台灣植物誌》遵循北村四郎的看法，把台灣原生茶樹處理在「型」位階的觀點。（種以下還可以分成幾個位階，由高至低分別為亞種、變種、型。型代表了分類群的最低位階，僅含有最小的變異。）但我們的結果卻發現，無論在形態或是分子上，原生茶樹與茶樹或阿薩姆茶的差異，都比後兩者間來得大，說明台灣原生茶樹應該提升成一個獨立的種。有趣的是，原生茶樹的有效學名最早是由正宗嚴敬與鈴木重良於1937年共同提出，他們當時即認為它應該是個獨立種！我們也在2009年正式確認這樣的結果，提出Camellia formosensis做為台灣原生茶樹的學名，並建議使用台灣山茶為中文名稱。

我們的研究也釐清了台灣山茶是否為原生的疑問。因為台灣山茶的DNA特徵，都不存在於南亞地區的相近種類中，因此幾乎不可能是人為引入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台灣山茶的子房與幼芽皆無毛，其他兩種茶樹則皆被毛，這是形態區別的最關鍵特徵。

那台灣山茶分佈在哪裡呢？如果我們把眾標本館的台灣山茶標本採集地，標示在地圖上，就會發現它廣泛分佈在中央山脈西南側（南投至屏東），但在東側僅有一個分佈區（台東），呈現極度不對稱的地理分佈。由於東部族群的分佈相當局限，且遲至1987年才由呂勝由與楊遠波發表正式記錄，因此我們曾推測該族群可能是人為由西部引種而馴化的結果。不過分子遺傳的研究，再一次推翻我們的假設：東部族群的DNA與西部族群有很明顯的不同，亦即該族群應該是天然分佈的。

現今台灣山茶的分佈範圍還算廣泛，但族群皆相當殘破，只因為大多數的原始林已遭破壞。由於山茶屬植物的傳播媒介是小型齧齒類動物，傳播距離短，族群在遭受破壞之後往往就無法再拓殖回來。此外，茶的經濟價值使它飽受人類的干擾。因此我們在協助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評估的《世界植物紅皮書》中，把它列為「易受害」的稀有等級，期能提醒善盡保護的責任。

儘管台灣山茶稀少，仍然是本土植物資源的重要代表。茶業改良場蒐集各地的種原，以產地命名品種，故有「眉原山茶」、「德化社山茶」、「鳳凰山茶」、「樂野山茶」、「龍頭山茶」、「鳴海山茶」、「南鳳山山茶」等別稱。2004年，邱垂豐等人發佈新的紅茶品種台茶18號，市場名為「紅玉」，就是以台灣山茶為基礎育種的成果。紅玉因為品質優良，產量少，因此價格昂貴。台灣社會有一個待商榷的主流意識，即保育與資源開發是衝突的，這可能是長期以來我們對自然資源不當利用所導致的。如何讓台灣山茶可以在生育地永續，我們也可以因為它的價值而得利，是當前急需解決的課題。就好像先民在雲霧繚繞的原始林中初次見到台灣山茶，謙卑地稱之為「仙茶」一樣，我們後輩該如何善待這上天所賦予的禮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