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文學小品已經成了純文學的一種文體，好比20世紀辯護律師耐瑟（Louis Nizer）所言：「輕描淡寫的一回嘲弄，抵得上千次的辱罵。」說到高格調的幽默，馬克吐溫說：「我沒去參加喪禮，但寄了封得體的信，說我認同這項喪事。」邱吉爾說：「他所有的美德我都討厭，卻沒有一項惡習讓我欽佩。」再說點通俗的幽默，美國喜劇演員馬克斯（Groucho Marx）說：「我有過完美的夜晚，但不是今晚。」談到對同行口出惡言，科學家可是一點也不遜色；其中尤以理論物理學家包立（Wolfgang Pauli），榮登最高等級奚落話語的龍頭寶座，據說他對某篇論文的酷評如下：「這篇文章不要說它對了，甚至連錯都談不上。」我稱之為「包立格言」。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數學家沃特（Peter Woit）最近用包立格言為名，寫了本批評弦論的書，書名就叫《連錯都談不上》。沃特認為，弦論所根據的不只是無法驗證的假說，同時還太過強調其數學美感，以及支持者的顯赫名聲。科學裡的某種觀點，如果不能證明有錯，並不是說它就是錯的，而只能說我們無法確定它是否有錯，因此連錯都談不上。

連錯都談不上。還有什麼比這更糟？是「比錯還要更錯」？或是我說的「艾西莫夫公理」？這在艾西莫夫的著作《錯誤相對論》裡說得很清楚：「前人認為地球是平的，他們錯了；前人認為地球是球體，他們也錯了。如果你認為『把地球想成球體』和『把地球想成平面』是同等的錯誤，那麼你的看法比上述兩者加起來還更錯。」

艾西莫夫公理認為，科學是累積漸進的，奠基於過往的錯誤之上；即使科學家經常出錯，但隨著資料蒐集與理論建構的工作持續進行，錯誤將越來越少。例如衛星測量已明確指出，地球的形狀並不是完美球體。

持「所有錯誤理論都一樣」看法的人，等於是說「沒有哪個理論比較好」，那正是科學的「強勢」社會建構理論。這套理論是說，科學與所屬文化（特別是掌權者）的社會、政治、經濟、宗教，以及意識形態偏好緊密相連；科學家則是知識資本家，負責製造科學論文，報導的實驗結果，都是在檢驗（通常支持）主流的強勢理論，而強化現狀。

在某些極端的例子，這種「文化形塑科學執行方式」的理論是對的。19世紀中葉，醫師發現奴隸罹患了「漫遊癖」（drapetomania），說他們擁有難以克制的衝動，想要逃離奴隸身份，以及「身心感覺遲鈍」（dysaethesia aethiopica），說他們有不服從的傾向。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科學方法來測量人種間認知能力的差異，發現黑人要比白人差。到了20世紀中葉，精神科醫師取得證據，將同性戀劃分為某種疾病。直到最近，還有人認為，女性在科學課程中與公司會議桌上的表現，要比男性差。

不過，這些惡例卻未能否定科學擁有的非凡能力，可用來闡述自然與人文的世界。事實是存在的，科學乃是迄今用來發現事實、闡述事實的最佳工具。以演化論而言，就算有關生命演化史的速度與方式爭議不斷，但演化論仍然比創造論這種「連錯都談不上」（包立的說法）的理論強太多。演化生物學家道金斯對這項爭議的看法如下：「兩種對立的觀點就算以相同的強度表達，事實卻不見得位於兩者正中；有可能其中一方就只是錯了。」

就只是錯了。之前有人認為科學公正無私、不受文化所桎梏，他們就只是錯了。另一方面，之前也有人們認為科學完全是由社會所建構，他們就只是錯了。但如果你相信，「認為科學公正無私」與「認為科學由社會建構」的錯誤，是一樣的，那麼你的觀點連「錯上加錯」都談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