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英國軍艦邦迪號的叛亂事件，一般均解釋為好人克里斯汀對暴虐船長卜萊的抗爭。亞歷山大（Caroline Alexander）在2003年的新書《邦迪艦》中重新探討這個事件，把卜萊改寫為英雄，克里斯汀則變成懦夫。在400頁引人入勝的敘事之後，亞歷山大暗示這場叛亂的緣由可能包含「大溪地的誘惑」與「卜萊苛刻的言詞」，結局則為「這是一夜豪飲與自負者的傲慢，是灰色黎明的低潮時刻，是良好教養在瞬間發生的致命疏失」。

懷疑論者的解釋看起來可能不太詩意，但是來自科學證據與理性的推論，應該會比較滿足理智的要求。事實上，有兩層因果關係要考慮：近因（當時的歷史事件）與遠因（較深的演化動機）。兩者在邦迪號的叛亂中都佔有一席之地。

若計算1765~93年間，英國船員在太平洋上15艘軍艦上遭受鞭打的情況，卜萊與當時未發生叛亂的軍艦比起來，並沒有特別殘暴。登寧（Greg Dening）在其著作《卜萊先生的粗言惡語》中，根據軍艦日誌計算，船員遭鞭打的平均比例是21.5%。而卜萊的船上是19%，低於庫克船長三次航海的20%、26%與37%，更低於溫哥華船長45%的一半。溫哥華平均鞭打每個船員21鞭，整體的平均值是5，卜萊則為1.5。

如果叛亂的原因不在於嚴酷的懲罰，那又是為什麼呢？雖然卜萊的年代比達爾文早了100年，這位船長卻相當貼切地描繪出遠因：「我只能推測，他們相信自己與大溪地人的生活，可能會比在英國要快樂，其中與女性之間的締結關係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

的確，這些年輕的船員都正處於性顛峰，被演化塑造成與生殖年齡的女性締結為「系列的一夫一妻制」。1765~93年間航向太平洋的船員當中，年齡介於12~30歲的有82.1%，其餘的14.3%介於30~40歲。當他們抵達南太平洋後發生的事情，就演化的觀點來說並不令人意外。1556名船員中，437名（28%）得到花柳病，而邦迪艦的感染率是其中最高的，達到39%。

在海上航行10個月之後，對於船員對當地住民的反應，卜萊並不感到驚訝：「這些女人十分漂亮……其標緻足以令人傾心—酋長們也喜歡我們的人民，鼓勵他們留下來一起生活，甚至許諾大筆財產。再加上其他伴隨而來同樣誘人的條件，便不難想像……這些受軍事管理、空虛寂寞的船員……的確該被如此強大的誘惑所征服……他們想定居於這世界上最美的島嶼，不用勞動；放蕩生活的誘惑比起任何事物都令人嚮往。」

神經科學告訴我們，男女之間的眷戀，尤其在早期，在本質上是以化學物質刺激腦部的快樂中心，運作方式類似藥物上癮。舉例來說，烏那斯–莫柏格在《催產素作用》一書中表示，性交時（尤其性高潮時）腦下腺分泌催產素進入血液，加強兩人的眷戀連結，是演化上為了長期照顧嬰兒的適應行為。

10個月的海上生活淡化了邦迪船員對家鄉的眷戀，而在大溪地的性生活（其中不乏同居與懷孕的例子）則製造了新而有力的連結。船員不斷渴望重新加強連結，終於促成啟程後22天爆發的叛亂。克里斯汀實際上已經密謀了好幾天，想利用小筏逃離邦迪艦。

叛亂事件的近因是飲酒與怒氣，但終極原因，卻是演化上適應的情感發生不適應的表現，而導致無法挽救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