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挑戰卓越系列

探索被遺忘的博物館-重現近代中國自然史研究網絡

撰文/中央研究院

中研院-挑戰卓越系列

探索被遺忘的博物館-重現近代中國自然史研究網絡

撰文/中央研究院


回到1927年4月在北京舉辦的一場餐會,近代中國地質學奠基人物丁文江為了慶祝周口店挖掘計畫展開與北京人牙齒化石的發現,作東宴請參與周口店研究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席間參與者彼此都是研究上的好夥伴,分別來自中國、瑞典、美國、加拿大與法國,具體而微地展現了當時中國地質學、考古學研究人員的國際性。不過,後人之所以知道這次聚會,還是因為一張簽有所有參與者姓名的紀念餐卡


這張餐卡是由參與這次聚會的法國耶穌會士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所設計,他特地根據聚會主題以地質學與古生物名詞為每道菜餚命名,例如「安氏口味稀有龜湯」、黃土冰淇淋、或是虛構的舊石器時代水果拼盤。餐卡右上角還繪有一顆凸顯牙齒的女性頭顱,其典故是來自之前當周口店剛出土兩顆人齒化石時,朋友問安特生北京人研究的進度,安特生打趣答道:「我們的老朋友既不是個男士、也不是個肉食動物,而是介於兩者之間。那是一位女士。」北京淑女的名號才因此不脛而走。


從法國人類學到近代中國


這張充滿巧思與趣味的餐卡,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戴麗娟在研究德日進書信集時發現。戴麗娟專長是法國史,關注法國人類學的建制過程,以及該學科與殖民科學的關係,曾出版法文專書《歷經殖民科學與解放殖民運動的法國人類學,1880~1960》,並獲得法國海外科學研究院的Luc Durand-Reville獎項。


然而,對於大量仰賴一手檔案資料的戴麗娟來說,從法國回到臺灣後不再那麼容易接觸到法國的史料,因此開始思索,是否能進行中法交流的相關題目?此時,戴麗娟剛好看到德日進的書信集出版,主題不僅與自己關心的廣義人類學有關,也能與近代中國相連,因此便以這份書信集為基礎進行一系列研究,過程中逐漸了解 20世紀初歐洲外派人員在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中扮演的角色,也進一步發現許多由西方人在中國設立的自然史博物館,並勾勒出中國自然史發展與這些博物館之間的關係。


中國早期自然史博物館再發現


戴麗娟透過德日進旅華期間與其恩師步勒(Marcellin Boule)的書信發現,其實他是後來才在因緣際會下參與周口店考古計畫,一開始他之所以來中國,是去協助另一位耶穌會士桑志華(Emile Licent)在華北進行的考古調查。


桑志華則是受另一位耶穌會士韓伯祿(Pierre Marie Heude)的事蹟啟發而來到中國。韓伯祿於19世紀中葉抵達上海,在江南進行多次採集,搜集了魚類、介殼類與龜類的標本,並於1868年在上海設立了一所被當時人認為是近代中國最早的自然史博物館—徐家匯博物院。數十年後,桑志華效法韓伯祿神父,在華北採集,也在天津設立同類型的博物館—北疆博物院。但是戴麗娟發現,後世對這兩所博物館所知甚少,因此開始親自爬梳當時史料,希望了解這兩所博物館的來龍去脈。


戴麗娟特別關心博物館與相關知識領域的關係,例如桑志華與韓伯祿神父在創立博物館時的目標,以及如何發表其研究與標本收藏。這兩所博物館皆以研究為主,時常有各國學者在館內進行研究,博物館也協助當地研究者鑑定標本。另外,戴麗娟發現,徐家匯博物院為了出版其研究成果,訓練當地土山灣孤兒院的學徒石版印刷與科學繪圖技術,在照相設備與技術尚未普及時,這些青年畫師在傳播科學知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研究徐家匯博物院與其他機構的交流過程時,戴麗娟也注意到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在上海設立的博物館。這所博物館主要由英、美人士經營,受到美國內戰後科普概念的影響,以向大眾展示收藏標本為主,特別重視標本呈現方式與教育功能,因此設置了棲地展示櫃,把動物標本置於其生存的環境脈絡,希望讓觀眾看見動物的日常生態。為了製造出栩栩如生的動物標本,亞洲文會博物院開始訓練當地的標本剝製師,並設立標本工坊,由此引進了歐洲的標本剝製技術,也培養出中國第一代專業的標本剝製師。另外博物館也為展品標籤附上中文翻譯、舉辦科普演講,吸引大量中外人士參觀。


多樣化的科學研究


戴麗娟從德日進與這幾所博物館的研究也發現,對留學歸國的中國科學家來說,中國的自然史研究能在1930年代蓬勃發展,這些博物館的收藏非常重要,他們可以利用這裡豐富的材料與文獻進行研究,中國著名生物學者秉志甚至還在戰爭期間隱居博物館繼續研究。除此之外,這些博物館也成為西方人認識中國自然風土的媒介,博物館不僅以英、法文出版刊物,也是當時到中國參訪的西方自然科學界人士必訪之地,像哈佛大學自然史博物館動物學部門的研究人員,或是瑞典王太子來華訪問時,都曾參觀過這些博物館。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也曾引用這些早期自然史博物館的研究成果。


戴麗娟目前正進行澳門一個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與馬禮遜牧師成立的小型博物陳列室個案研究,其年代為1829~1834年。當時在澳門的英國人與英國間的標本流傳網絡將會是調查重點;另一方面,英國人在印度與當地畫師所建立的合作模式是否被移植到澳門使用,也是需要分析的一個面向。戴麗娟預計為這些被後世所遺忘的早期博物館寫作專書,也將探討知識跨國傳播以及在地化的過程。戴麗娟認為,這段歷史呈現出的是一個錯綜複雜、互通有無的研究網絡,如果能避免把外國研究者的作為一律視為殖民帝國的侵略行動,而以不同參與者的角度回溯與審視,便可分析各個組織方式的利害得失,也才能揭開近代中國自然史發展的多樣面貌。


【研究者簡介】

戴麗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專長為法國近現代史、智識史、科學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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