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人觀點

Excellence With A Soul

造就一位偉大的科學家,靠的不僅是智慧,最重要的是品格!

撰文/曾志朗

科學人觀點

Excellence With A Soul

造就一位偉大的科學家,靠的不僅是智慧,最重要的是品格!

撰文/曾志朗

9月中旬,中小學已經開學多日,大學也即將迎接新生,展開新的學年,暑假在不知不覺中就忽然過去了,歐洲的觀光季節也隨著秋風漸起而進入了尾聲,這個時候,我和台灣的兩位同事來到整個歐洲大陸最西面的首都里斯本參加會議,優游在這往昔葡萄牙海洋帝國的貿易大城,確實是一大享受,沒有熙來攘往的遊客,也不必身在景中卻看不到風景名勝,只能左閃右躲避開四方八面而來的閃光燈。我們信步走上里斯本山丘的最高點,悠哉的俯瞰里斯本的港口。在那裡,500年前的冒險家駕船出航去尋找海上的新世界。

就在那個「發現的世代」裡,造船技術的進步,機械能量的革新,以及天文地理知識的精進,使得科學文明得以在人們的心中立足生根。從此,知識就是力量,而且無遠弗屆;知識的創造就建立在一套客觀共信的邏輯思維系統,以及方法嚴謹而程序及結果都可以被他人重複的條件上。置身在這個人類文明發展的關鍵場景中,我很難不受到感動,由里斯本港口望出去的茫茫汪洋,標榜的應該是挑戰未知、探求真理的科學精神。

500年來,科學的研究由近至遠,由大至極小,由物質到生命,更由外太空的寰宇遨遊到個人內在宇宙的心靈揭秘,這一切的成就不得不令人讚歎;只要比較世界各地的科研成績和當地人民平均壽命的關係,就可以知道科學研究在提升人類社會的福祉上有多大的貢獻。但這些成就是經由各門各類的科學家長期細心努力的思考,並經年累月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年代的研究數據作比對、分析,且不停的在理論上建構、爭辯、再重建的過程中,逐漸掌握的自然界的「真相」。

當然,500年的科學史所勾劃出的「真相」,和終極的真正的真相還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重新發現的天地仍然很大,而知識的本義也未定型,因而「真相」的界定是很容易被不「實」的發現所扭曲,理論的架構更是經不起錯誤訊息的一再摧殘。所以,在警覺科研的品質已經出現為數不少的污染事件之後,300多位世界各地的資深科學家,應邀來到了里斯本,三天三夜檢討這些污染的範圍到底有多廣泛?污染的程度到底有多嚴重?而有沒有好的教育方案,來使污染不再進一步惡化?

這個歷史上第一個研討科學研究的誠信與正直風範的全球性會議,是由歐洲科學基金會(ESF)、美國衛生部誠信與正直研究辦公室(ORI)、國際科學聯合會(ICSU)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共同發起,由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EMBO)、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葡萄牙科技及高等教育部(MCTES)、葡萄牙科學基金會(FCT),和英國誠信與正直研究辦公室(UKRIO)一起協辦,而由里斯本最有藝術文化品味的古班凱恩基金會博物館(FCG)提供了擁有最先進設備的會議場所。整個會議從與會者報到的那一刻開始,就令人感到大家對這一嚴肅主題的重視與專注。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來自不同國家、專精於不同領域的科學家都能秉持超然的立場,沒有國家本位,也拋開學科本位的考量,一心為維護科學研究的正直風範提出政策,確定行為規範,並對自我教育和教育新生代科學研究人員的方案,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構想。

我是第一次參加這個主題的研討會,也從來沒有把「研究的正直風範」當作是必須要做的研究,總以為觸犯學術倫理只是少數的害群之馬,而道德品格的培育是社會和個人的責任,科學家也許不必插手管這件事,每一個科學家只要把自己的研究做好,如果有人觸犯學術倫理,則交由學術倫理委員會去處理糾正就可以了。但是經過三天會議,仔細聆聽專家學者的研究報告後,我才了解問題的嚴重性超乎我的想像,而且對科學界而言,研究的不良行為,即使是很少數人的錯誤,所造成的社會成本的浪費,也是難以估計的。

這使我想起諾貝爾獎得主畢夏普(J. Michael Bishop)有一次在美國加州一所高中的畢業典禮上說:「科學家所依靠的是他的同僚:我們每一個在科學上的新發現,其實都是建立在其他科學家的研究成果上。假如,那個成果是假的,我們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上,就會如同一個用撲克牌搭建的紙牌房子,底下被抽掉一張,房子就全垮了,然後我們就只有從頭開始,再來一次。我們這世代的科學能夠如此成功,其實就是建立在『誠信』的這個概念上??。」當然,事情的嚴重性不僅於此,因為即使只有一位科學家假造資料被發現了,而學術倫理委員會也加以懲處糾正了,但是所引發的卻是社會公眾開始對科學社團的不信任,並且對科學家的所作所為產生懷疑;韓國的黃禹錫事件使得全世界對韓國的科學成就都加上質疑的眼光,這對其他正直的科學家是不公平的,然而這就是全國共同付出慘痛代價的實例!

「黃禹錫」幾乎是所有與會科學家心中的痛,好多篇報告都直接或間接討論他,即使論文報告中沒寫出來,也都以此作為討論的背景,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造成這個不幸事件的前因後果,做了分析與檢討。其中,韓國全國上下的諾貝爾症候群現象被點名了;整個亞洲地區的學術單位為了爭排名、求卓越,在研究的成果指標上,重量不重質的現象也無所遁形。國際出版委員會的委員憂心指出,亞洲地區忽然湧進太多低品質的論文,使期刊編輯們忙得人仰馬翻,浪費太多時間去審閱一些根本不應該被送入審查的文章,而且一不小心還會被一些不實誇大的數據所唬弄,例如加拿大皇家學院院士艾盧柏(Howard Alper)提出,《美國化學學會期刊》發現一篇來自中國大陸的論文竟然把2 ~ 20%的產值寫成了90%以上。

在分組討論會中,各國代表也提出了在國家科研經費縮減的情況下,各學術單位(研究機構、大學)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以求在搶食預算大餅的戰爭上不被打敗,這使得主管單位常忽略了研究人員的不正常行為,等到造假的不當行為被揭發後,在學術倫理委員會的檢討上,才發現不當行為早已有跡可循,而主管單位的某些行為更助長了該研究人員一試再試的僥倖心態。例如,當學術主管對研究人員的研究,只問接受他論文的期刊的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有多大,而從不關心他論文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時,這位研究人員自然是感受不到對學術內涵(scholarship)的正面鼓勵!

大會對研究的不當行為已有一些基本共識,程度嚴重的稱為FFP,包括了捏造(fabrication)、竄改(falsification)、盜用(plagiarism),最近又加上破壞他人研究的行為(sabotage),另外大家也同意有很多「引人質疑的研究手段」(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 QRP)應該被列入考量(例如使用不當的統計分析、隱瞞關鍵的數據等),因為後者可能是使研究人員由不經意犯錯的輕佻者變成為意圖犯規的壞蛋的橋樑,這也是美國國家工程學院稱為jerk(輕佻者)和crook(壞蛋)的區別地帶。

那麼,應該如何培養下一代科學家的誠信與正直風範?目前有兩個教育的模式,一個強調由下而上去建構重視科學精神、文化和價值的作風,另一個是頒布政策,使研究者遵守由上而下所制定的行為規範。我在為大會作總結時,特別提出一個交互作用的動態模式來說明,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由上而下的規範如何去孕育由下而上的文化塑造歷程。但我認為培養正直的研究者,最重要的還是實驗室的領導者重視並力行誠信正直的研究風格,並且在小組討論中經常檢視研究的程序與結果,對異於前人文獻的數據更要小心處理、深入討論,讓新一代的研究者在良好的人師教導下成長!

我很高興來參加這樣的一個研討會,因為我處處可以聽到知識份子致良知的反省之音,也許借由這篇文章,可以和我們的學術主管們共勉,在追求卓越的路徑上,不要把靈魂給丟了,要記得愛因斯坦的名言:「造就一位偉大的科學家,靠的不僅是智慧,最重要的是品格!」

【欲閱讀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2007第68期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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