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學

DNA證據牽連無辜?

陸續出現的誤判案例告訴我們,DNA證據並非無懈可擊!

撰文/史密斯(Peter Andrey Smith)
翻譯/林雅玲

生命科學

DNA證據牽連無辜?

陸續出現的誤判案例告訴我們,DNA證據並非無懈可擊!

撰文/史密斯(Peter Andrey Smith)
翻譯/林雅玲


2012年12月,美國警方根據DNA證據,指控名為安德森(Lukis Anderson)的遊民涉嫌謀殺矽谷富豪庫姆拉(Raveesh Kumra),該控訴可能招致死刑判決。然而,安德森是清白的。他擁有十分可靠的不在場證明:在11月發生謀殺事件的那晚之前,他因喝醉且幾近昏迷,早已住院持續接受治療。後來安德森的辯護團隊發現,他的DNA是在事發之後隨醫護人員進入庫姆拉住家,才出現在犯罪現場。醫護人員在同一天也治療過安德森,並在三個多小時後,無意間把DNA證據「留」在犯罪現場。今年2月,研究人員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美國鑑識科學院年度研討會上報告這起案例,這是少數幾起由於DNA轉移而牽連無辜的明確案例之一,並進一步指出刑事司法系統太過依賴DNA證據,常認為它萬無一失,這種態度實際上風險很高。


近年來,鑑識科學的各個子領域幾乎都進行了科學性審查,尤其是針對咬痕和微量頭髮進行分析比對的鑑識方法,DNA證據因此有充份理由受到更多重視。DNA分析以統計模型做出預測,比起其他法醫技術,更為明確與客觀。分析人員能夠藉由檢驗人類基因組的特定區域(基因座)判定DNA樣本和已知遺傳圖譜(來自被害人、嫌疑人或涉嫌犯罪者)的配對程度,此外也能透過比對族群資料庫來獲知DNA樣本與已知遺傳圖譜的配對強度或可信度。非營利法律團體「無辜計畫」(Innocence Project)於1990年代中期成立,總部設於紐約市,他們針對各項已定罪的案件所留存的DNA證據進行初次或再度分析,有將近200起案件因此除罪,也引發美國刑事司法體制改革的聲浪。


事實上,DNA檢驗和其他證據一樣,透露的僅僅是完整案件的其中一個面向。紐約大學法律教授墨菲(Erin E. Murphy)在2015年出版《細胞DNA秘辛:鑑識科學的黑暗面》,他表示:「雖然我們迫切期待DNA能提供強有力的證據,但這項技術應用在司法體系上仍不周全。如果我們過度依賴這個方法,以及在檢視DNA證據時缺乏適度的質疑,誤判案例早晚會發生。」例如生物樣本可能分解或遭到污染,而法官和陪審團可能曲解統計機率,甚至就像安德森一案所揭露的,皮膚細胞也可以「移動」。


1997年,研究人員首度證實,能夠藉由蒐集某人留在物體上的皮膚細胞來獲取其個人遺傳訊息,這類型的微量跡證也稱為「觸碰DNA」(touch DNA),至今已經有越來越多DNA證據是從門把和槍把表面採樣而得。(2009~2013年,在某些司法管轄區例如德州哈里斯郡,提交實驗室以進行觸碰DNA分析的案件增加超過三倍,通常是為了查明闖空門的可疑歹徒和竊賊。)目前已經有公司販售用來獲取某人完整遺傳圖譜的試劑組,而且只需要3~5個細胞就可進行分析。有些獨立實驗室和科學家為了辨識死亡多時的死者身分,也會利用這種試劑組。


這類型的DNA長久以來被視為某人曾與物體直接接觸的鐵證。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DNA不會永遠留在原處。舉例來說,今年稍早發表在《國際法醫學期刊》的研究指出,一個人攜帶的衣物就算只是碰到另一人的脖子,都可能把後者的DNA轉移到此人從未接觸過的物體上。


同樣地,最近印第安納波利斯大學的人類生物學碩士生凱爾(Cynthia M. Cale)也在《鑑識科學》中指出,在與別人握手後拿牛排刀進食,也可能把對方的DNA轉移到刀柄。她採集樣本並分析其中所含DNA的主要來源,結果顯示有1/5的指涉來源對象根本沒碰過那把刀。凱爾等人的研究團隊正試圖了解細胞轉移的情況有多常發生、轉移時間的長短,以及細胞能存活多久。凱爾說:「檢驗結果就只是結果,至於後續要怎麼運用這些遺傳圖譜,我們必須謹慎思考。」


在拉斯維加斯的鑑識科學研討會上,聖克拉拉郡的公設辯護人庫利克(Kelley Kulick)提出,安德森的DNA可能是隨著醫護人員的制服進到犯罪現場,而DNA的轉移究竟有多常引發錯誤的指控,目前仍未知。洛杉磯的公設辯護人和DNA檢驗專家佛里特曼(Jennifer Friedman)表示:「雖然誤用DNA證據的案例似乎相當罕見,但我認為情況也許比我們想得更普遍,誤判案例少可能是我們無法明確證實DNA真的是轉移而來的。」

庫利克提到,除了錯誤詮釋安德森的DNA轉移,此案件另外兩名受審中的共同被告也有爭議。不可否認,DNA證據仍是寶貴的調查工具,不過鑑識科學家和法律學者都強調,應該要有更多證據才能確認犯罪與否。如同其他所有型式的證據,DNA也只是一種間接線索。因此,以安德森的案例為鑑,我們不該全盤接受難以辨明來源的皮膚細胞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