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反科學的心理學

總有人質疑氣候變遷及物種演化的真實性,若想說服他們改變主意,得要扭轉他們一些根深柢固的認知偏誤。

撰文/肯瑞克(Douglas T. Kenrick)、科恩(Adam B. Cohen)、紐柏格(Steven L. Neuberg)、查迪尼(Robert B. Cialdini)
翻譯/王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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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學的心理學

總有人質疑氣候變遷及物種演化的真實性,若想說服他們改變主意,得要扭轉他們一些根深柢固的認知偏誤。

撰文/肯瑞克(Douglas T. Kenrick)、科恩(Adam B. Cohen)、紐柏格(Steven L. Neuberg)、查迪尼(Robert B. Cialdini)
翻譯/王怡文


理論上,科學應該要避免派系之間的吵吵鬧鬧。畢竟,科學家得到結論的方式是測試自然界運作的理論。以鼠海豚(porpoise)來說,牠們因外觀和水生習性而曾被認為是魚類,但是種種證據讓科學家有信心把牠們歸類為哺乳類,例如牠們沒有鰓,以及根據牠們的骨骼結構、與陸生溫血動物所共有的基因。


然而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共識並不總是這麼輕易達成。看看美國網站的線上新聞。美國政府的決策人員老是訂立一些無視於數十年來氣候變遷證據的政策;在民意調查中,美國人多數仍不認同累積了一個多世紀的天擇演化證據;學術界的知識份子談「科學」時語帶保留;而美國民眾有些還拒絕讓孩子接種疫苗。


人們對科學發現一直有兩極化的反應:沒有馬匹拉動也能前進的車子或最新的智慧型手機立刻受到熱烈歡迎,但是當科學發現威脅到政治或宗教現狀時,反對聲浪也同樣迅速出現。英國有些神職人員強烈反對達爾文的天擇演化論,牛津主教魏柏佛斯(Samuel Wilberforce)就曾要求演化論支持者赫胥黎(Thomas Huxley,被諷為「達爾文的看門狗」)說說他的人猿血統是從哪一邊的祖先來的。


文藝復興時期,伽利略發表的天文觀測結果衝擊當時的主流信念(地球是宇宙中心),惹得羅馬天主教會人員暴跳如雷──他們可都是受過教育且支持思想進步的知識份子;結果伽利略遭軟禁,還被迫承認自己的看法是邪說。


理論上,以科學思維做決定時,應該要針對問題、考量所有已知資訊。科學家接收到沒有穩固邏輯和實證的論述時,通常會推測提出這類論述的人要不是無知、要不就是出於私利而企圖阻礙事實的傳播,例如菸草業者掩蓋抽菸導致肺癌的發現。面對非理性或立場不公正的反對者,科學家的回應往往是高聲疾呼並更加強調事實,希望對方能做出更立基於知識的決策。


然而許多研究發現只提出大量證據,並不總是能促成更客觀的決策,事實上,這種方式有時還會帶來反效果。人類是有智慧的生物,能達成高智慧的成就,不幸的是,我們並非完全理性的決策者。


了解人們為何會有非理性思維,需要綜合心理學數個子領域的知識。本文四位作者從不同領域探討偏誤如何產生:查迪尼專精於捷思法(heuristics),也就是幫助人們快速做出日常選擇的規則;肯瑞克研究的是決策如何受社會動機影響,例如求偶或避免受傷害;科恩研究的是宗教信仰如何影響判斷;紐柏格研究簡單的認知偏誤為何讓人遇到新的反面證據時,仍然固守既有想法。我們四人以不同方式,設法更深入了解扭曲理性的心理機制。


了解思維走偏的原因,對於消除政治人物、學生、甚至鄰居之間流傳的錯誤觀念,有關鍵的重要性。我們以及同事的研究已找出阻礙清晰科學思維的關鍵,以及這些障礙的來由、可能的制衡乃至擺脫之道。在諸多障礙中,以下三者特別明顯:


認知捷徑。人腦與生俱來有個因應資訊超載的簡單設計:當我們的精力或時間不夠時就會依賴直觀的捷思法,例如接受群體共識或信賴專家。


確認偏誤。即使有充份的時間與動機擺脫認知捷徑,我們解讀資訊的方式有時還是不太像公正的法官,而較像被告的辯護律師。我們自然會看重某些發現,並把正反並陳的證據重新解釋成符合既有信念。


社會目標。就算我們克服了前述兩種障礙,強力的社會動機仍會干擾我們客觀分析眼前的事實。一個人傾向相信什麼樣的科學結論,會因為想獲取社會地位、從眾、甚至求偶而受影響。


愛走認知捷徑


了解科學需要理解一些困難的概念。例如想了解達爾文的演化論,必須先理解以下邏輯:資源有限,擅長獲取食物、藏身處與配偶的個體較易存活,因此「能把這些技能傳給後代」的這項特徵就會經由天擇篩選而保留;此外也必須懂一點比較解剖學(例如鯨類的骨骼結構較近似人類,而非魚類),還要熟悉生態學、現代遺傳學和化石記錄。


雖然演化論脫穎而出,成為證據堅實的科學理論之一,但一般人並未詳讀教科書上這方面滿滿的證據,事實上,科學界許多取得博士學位甚至從事醫學研究的人,也從未正式修習過演化生物學。面對這些挑戰,多數人仰賴認知捷徑或專家之言,兩種策略都可能讓他們誤入歧途;人們還會依賴直覺和本能,但可能因此遭受更大風險。


我們依賴捷思法,因為通常效果不錯。如果電腦壞了,使用者可以花數個月學習組裝電腦的各種零組件,也可以求助電腦工程師。如果孩子出現嚴重的健康問題,父母可自行研讀醫學文獻,也可以請教醫師。


但認知捷徑也有效果很差的時候。1966年,精神病學家哈夫林(Charles K. Hofling)與同事進行一項經典研究,探討人們只憑「醫師」頭銜評估對方的權威性時,會有什麼可怕後果。


該研究中,忙碌的病房值班護士接到一通電話,電話那頭的陌生人自稱是該樓層某病人的主治醫師,並要求護士去藥櫃拿一種沒聽過的藥Astroten,並且用藥劑量是藥瓶上特別註記每日上限量的兩倍,而此舉也違反醫院處方箋需用手寫的規定。那麼護士猶豫了嗎?95%的護士服從了那名「醫師」的指示,沒有提出任何疑問;事實上,研究人員還得派人阻止護士給病人服藥,以免弄假成真。護士無意中運用了「服從權威」的捷思法:過於輕信當權者。


遭確認偏誤矇蔽


當人們很在意某項議題、又有時間思考時,就不會憑藉簡單的捷思法,而是針對實際證據進行更有系統的分析。但是就算我們努力保持客觀,既有的知識仍然可能干擾我們。


有充份證據顯示,人們會選擇性注意可強化自己看法的論證,而對不同意見感到不悅,並傾向厭惡立場與自己既有信念相反的人。但如果要求知識份子考慮某議題的雙方說法時,會出現什麼情形?


1979年,當時於美國史丹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羅德(Charles Lord)與同事進行一項研究,對象是應該已能對科學資訊進行理性判斷的史丹佛大學生。他們讓學生接觸多項批判死刑嚇阻效力的科學證據,例如讓學生先讀一段質疑死刑真的能預防重大犯罪的研究報導:該研究比較了美國14州實施死刑前後一年的謀殺率,結果有11州的謀殺率在實施死刑後攀升了,顯示死刑缺乏嚇阻效力。


接著,學生聽取其他科學家提出該研究證據可能的弱點,以及該研究相關人員的反駁。之後聽取另一項支持相反見解,即死刑嚇阻他人犯罪的研究:研究人員兩兩比較有、無死刑法的10組相鄰州的謀殺率;在8組相鄰州中,有死刑法的州謀殺率也較低,支持死刑的嚇阻效力。接著,學生聽取質疑該證據的論述,再來是聽取反駁該質疑的論述。


如果學生一開始對其中一方有強烈意見,接著對事實進行冷靜的理性分析,我們會以為學生聽了正反並陳的證據(包括支持死刑與廢死,雙方皆有反駁的論證)之後,看法可能朝向中立;但結果並非如此,而是原本支持死刑的學生變得更支持、反對者變得更反對。由此可見,兩邊學生都沒有以公正的態度消化資訊,而是相信:支持自己立場的證據較為有力、反駁的則較薄弱。因此,就算我們聽了反駁的論證,依舊傾向以相當偏頗的態度評估其說服力。


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的瓦士本(Anthony N. Washburn)和斯基特卡(Linda J. Skitka)後續的研究也呼應了史丹佛大學研究的結果。他們想測試保守派人士是否比自由派更不信任科學證據,因為保守派可能立場堅定、不那麼輕易接受新事物。但他們發現,兩派人士都拒絕接受不符合自己政治觀的科學發現。研究人員提出氣候變遷、槍枝管制、醫療改革、移民政策、核能及同性婚姻六種敏感議題的科學證據給1347位受試者;這些證據乍看支持該議題的某一方。


例如槍枝管制較嚴格的城市其犯罪案件數可能高於其他城市,但仔細查看後發現是支持相反看法,即其實前述城市的犯罪率下降程度,可能少於沒有槍枝管制法的城市。如果擁槍支持者一開始僅快速瀏覽數據,發現符合期待,大概就會對這些支持自己看法的結果感到滿意,不會進一步細看;如果結果不支持自己的看法,則會詳閱研究細節,直到找出支持自己看法的數據。然而,如果研究人員後來告訴其中一方,研究結果支持的是另一方,受試者就會對進行研究的科學家心存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