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反科學的心理學

總有人質疑氣候變遷及物種演化的真實性,若想說服他們改變主意,得要扭轉他們一些根深柢固的認知偏誤。

撰文/肯瑞克(Douglas T. Kenrick)、科恩(Adam B. Cohen)、紐柏格(Steven L. Neuberg)、查迪尼(Robert B. Cialdini)
翻譯/王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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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學的心理學

總有人質疑氣候變遷及物種演化的真實性,若想說服他們改變主意,得要扭轉他們一些根深柢固的認知偏誤。

撰文/肯瑞克(Douglas T. Kenrick)、科恩(Adam B. Cohen)、紐柏格(Steven L. Neuberg)、查迪尼(Robert B. Cialdini)
翻譯/王怡文


理論上,科學應該要避免派系之間的吵吵鬧鬧。畢竟,科學家得到結論的方式是測試自然界運作的理論。以鼠海豚(porpoise)來說,牠們因外觀和水生習性而曾被認為是魚類,但是種種證據讓科學家有信心把牠們歸類為哺乳類,例如牠們沒有鰓,以及根據牠們的骨骼結構、與陸生溫血動物所共有的基因。


然而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共識並不總是這麼輕易達成。看看美國網站的線上新聞。美國政府的決策人員老是訂立一些無視於數十年來氣候變遷證據的政策;在民意調查中,美國人多數仍不認同累積了一個多世紀的天擇演化證據;學術界的知識份子談「科學」時語帶保留;而美國民眾有些還拒絕讓孩子接種疫苗。


人們對科學發現一直有兩極化的反應:沒有馬匹拉動也能前進的車子或最新的智慧型手機立刻受到熱烈歡迎,但是當科學發現威脅到政治或宗教現狀時,反對聲浪也同樣迅速出現。英國有些神職人員強烈反對達爾文的天擇演化論,牛津主教魏柏佛斯(Samuel Wilberforce)就曾要求演化論支持者赫胥黎(Thomas Huxley,被諷為「達爾文的看門狗」)說說他的人猿血統是從哪一邊的祖先來的。


文藝復興時期,伽利略發表的天文觀測結果衝擊當時的主流信念(地球是宇宙中心),惹得羅馬天主教會人員暴跳如雷──他們可都是受過教育且支持思想進步的知識份子;結果伽利略遭軟禁,還被迫承認自己的看法是邪說。


理論上,以科學思維做決定時,應該要針對問題、考量所有已知資訊。科學家接收到沒有穩固邏輯和實證的論述時,通常會推測提出這類論述的人要不是無知、要不就是出於私利而企圖阻礙事實的傳播,例如菸草業者掩蓋抽菸導致肺癌的發現。面對非理性或立場不公正的反對者,科學家的回應往往是高聲疾呼並更加強調事實,希望對方能做出更立基於知識的決策。


然而許多研究發現只提出大量證據,並不總是能促成更客觀的決策,事實上,這種方式有時還會帶來反效果。人類是有智慧的生物,能達成高智慧的成就,不幸的是,我們並非完全理性的決策者。


了解人們為何會有非理性思維,需要綜合心理學數個子領域的知識。本文四位作者從不同領域探討偏誤如何產生:查迪尼專精於捷思法(heuristics),也就是幫助人們快速做出日常選擇的規則;肯瑞克研究的是決策如何受社會動機影響,例如求偶或避免受傷害;科恩研究的是宗教信仰如何影響判斷;紐柏格研究簡單的認知偏誤為何讓人遇到新的反面證據時,仍然固守既有想法。我們四人以不同方式,設法更深入了解扭曲理性的心理機制。


了解思維走偏的原因,對於消除政治人物、學生、甚至鄰居之間流傳的錯誤觀念,有關鍵的重要性。我們以及同事的研究已找出阻礙清晰科學思維的關鍵,以及這些障礙的來由、可能的制衡乃至擺脫之道。在諸多障礙中,以下三者特別明顯:


認知捷徑。人腦與生俱來有個因應資訊超載的簡單設計:當我們的精力或時間不夠時就會依賴直觀的捷思法,例如接受群體共識或信賴專家。


確認偏誤。即使有充份的時間與動機擺脫認知捷徑,我們解讀資訊的方式有時還是不太像公正的法官,而較像被告的辯護律師。我們自然會看重某些發現,並把正反並陳的證據重新解釋成符合既有信念。


社會目標。就算我們克服了前述兩種障礙,強力的社會動機仍會干擾我們客觀分析眼前的事實。一個人傾向相信什麼樣的科學結論,會因為想獲取社會地位、從眾、甚至求偶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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