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平等,潛藏威脅

繁榮、民主的社會能長存嗎?

撰文/迪頓(Sir Angus Deaton)
翻譯/鍾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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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潛藏威脅

繁榮、民主的社會能長存嗎?

撰文/迪頓(Sir Angus Deaton)
翻譯/鍾樹人


今日的世界瀰漫威脅。近代繁榮的兩大堡壘:戰後歐洲計畫(European project)和美國運作良好的民主體系,都面臨困境。敘利亞內戰導致難民潮湧入歐洲,逐漸動搖北歐人長期以來對難民的寬容。我們也看到了中東的慘狀、中國的蹣跚成長,以及全球暖化。多年來,歐美多數人口的生活水準成長有限,他們正在擺脫很少實現承諾的政治程序。在富裕國家,人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的成長率正在下降,另外,幾乎舉世皆然的是,所得和財富的不平等正在擴大。


不平等或許不像其他威脅那麼明顯,但低估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便會鑄下大錯。我提到的每個問題都與不平等有關;就算極度和不斷擴大的不平等尚未造成威脅,也一定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世界情勢看似急速惡化,但若要實際評估我們的前景,不能只就現在去推斷,首先必須回頭看看我們已經走了多遠的路。


工業革命促進繁榮,也拉大不平等

現在的我們,無論身處富裕或貧窮社會,都比歷史上任何時刻的人來得更富裕和健康。


我們通常以消費能力和物質生活來代表「繁榮」,這些當然很重要,但人類福祉取決於更多因素。一旦你殘障甚或身故,物質生活的價值便有限;健康固然重要,但也只能獨善其身;教育有助於提高收入、增進物質生活,也能使人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如同財富、健康和教育,自由,包括參與社會活動的自由、行動自由,以及免於歧視、暴力、任意逮捕與監禁的自由,都可謂人類社會的繁榮。在今日,人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擁有更多自由。


如果我們倒退250年,回到18世紀下半葉,貧窮與健康情形不佳在那個時代是常態,但我們可以看到已經有少數國家逐漸擺脫這些困境。人類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多數兒童活不過五歲。瘟疫和傳染病不斷侵襲人們的健康,直到工業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醫藥躍進,經濟才持續成長,人們健康情形也普遍改善。


儘管如此,最初只有幾個國家的人民生活獲得改善,之後才慢慢擴及世界各地。這些進步創造了新的不平等,英國倫敦和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生活水準離印尼雅加達和中國北京越來越遠,西北歐人民的預期壽命增加、兒童死亡率降低,但非洲和亞洲則沒有改變。即使最近印度和中國急起直追,經濟出現驚人成長,貧窮國家人民的預期壽命增加幅度更是驚人,但這個「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現象的影響至今依然餘波盪漾。今天,美國的人均收入是中國的4倍、印度或奈及利亞的10倍、幾乎是肯亞的20倍,甚至是中非共和國的90倍以上(所有數字已針對貧窮國家的較低生活費用做過調整)。這些國際間巨大的不平等是進步的後果:有些人總是比其他人早獲益,而這些不平等也會威脅未來的進步。


歷史學家對於工業革命的起因不太可能達成共識,但啟蒙運動是個關鍵前兆,特別是「實用知識」這樣的啟蒙概念。實用知識源自對自然的疑問、基礎科學的發展,以及把科學概念轉化為技術運用、機械操作和知識應用,這些活動都提倡「追求幸福」,也會讓生活變得更好。新的知識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社會環境和時代的需求深深影響理解並活用知識的速度和方向。市場也扮演要角,高物價促使人們節約,變通方式之一是發明節省資源的新方法;工業革命的核心是創新,而英國在此之前的高薪資,可能是促成這些創新的因素之一。


政治自由與知識自由也會幫助社會繁榮。發明通常是透過舒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謂的「創造性破壞」:新技術不只摧毀了先前的做事方法,還有以這些方法謀生者的生計。改革會引發人們激烈抵抗,因此改革常會失敗,特別是當既得利益者擁有政治實力時。然而,某些政治局勢會讓這類抵抗不至於如此猛烈,例如,歐洲社會持續成長但中國則否,原因之一是歐洲有許多國家的政權,讓抱持嶄新想法(或有新宗教信仰)但不受青睞的人,可以逃離某個政治管轄範圍,在其他地方另起爐灶。最近的全球化讓商品、服務與人民(程度較小)的運輸和移動變得更容易也更便宜,這是促成許多印度人和中國人為了脫貧而大舉離鄉的因素之一。


現在問題是我們能否一直依賴1750年以來的成長?還是已有徵兆暗示資源即將耗盡?過去250年以來,我們不斷有所進步(雖然曾經遭遇一些可怕的歷史事件),但是我們不能光憑這點就假設進步會持續下去。人類的發展過程其實是起起落落,有時進、有時退。


不平等本身非禍端,自私行徑才是


我也不認為不平等在本質上有害,或者自然而然就帶來傷害。個人的幸福不會單純因為其他人變好或變壞而改變。不平等有時候與促進創新是一體兩面:人們如果能提出可使我們過得更好的創新想法,通常會獲得大筆財富;很難想像這樣的情況會自然而然或在本質上給社會帶來破壞。不平等的危險在其發揮的效應:有心人藉不平等改變政經規則,是這些行徑威脅我們的未來。


美國的人均經濟成長率一直在衰退,長期以來每年都低於2%,在其他工業國家也觀察到類似的衰退現象。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情況就已如此,之後美國還談不上完全復原,多數歐洲國家則是根本沒有起色。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可能只是破壞市場經濟的另一段插曲,更糟的是,這意味未來情勢將可能變得更差。


以人均國內生產毛額(per capita GDP)的成長率做為測量尺度或許不夠完美,但依然是觀察一個社會是否不斷成長的主要指標。如果每年GDP成長率是3%,25年後,也就是一個世代後國民所得便會倍增;每年2%,國民所得倍增需要花35年;每年1%,則要花70年。美國與許多歐洲中產階級的家庭不但已經失去比父母更富裕的機會,同時還要努力不要表現得更差。政治發展也因為經濟成長趨緩而變得艱困。經濟大餅若持續增大,每個人就可擁有更多,但如果大餅固定不變,我要獲益就只能犧牲你。公共財也是如此,例如健康照護、社會安全制度、教育與基礎建設,只要有了成長,這些公共財可以在不減少任何人所得的情況下用於社會福利並擴張;沒有成長,就必須有人放棄一些已經擁有的東西。


有些群體會為了更富裕而犧牲更多人的權益,例如鼓吹訂定法規以增加他們的所得或保障他們的利益。經濟成長趨緩催生更多這類群體並助長其行徑,抑制了創新和正向改變,進一步降低成長。這些行徑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競租」(rent seeking),經濟和政治思想家歐爾森(Mancur Olson)相信,競租會搞垮富裕國家。


在今日,我們輕易就能找到例子:美國政府最重要的研究機構之一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於2015年宣佈,在國會的監督下,如果研究的主要目標是評估健康照護體系的成本與效率,他們將不會支付費用。這是因為國會接受健康照護產業的資助,而且非常反對歐巴馬健保案(Obamacare)。


當經濟成長無法雨露均霑,新的問題會出現。那些未蒙其利的人可能是還有收入的病人,但如果他們的所得停滯或減少,或許沒多久就無法再就醫。於是不平等變成了政治議題。理想情況下,這樣的不滿會帶來政治上的改變,但如果政治系統只對富人的需求有反應(美國國會的情況可說是如此),就會直接威脅到政治穩定,最終威脅到民主本身。如果主要政黨無法對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伸出援手,這些有需求者或許會轉而支持對民主自由造成威脅的政治救濟方式或候選人。


對未蒙其利者而言,福祉的喪失一點也不抽象。在美國,中產階級看到的不只是所得停滯,現今的非西班牙裔中年白人存有健康隱憂,有些人藥物成癮、酗酒甚至企圖自殺,逐漸走向自我毀滅一途。近年來,預期壽命增加,多半是因為所得分佈頂端的人較為長壽的緣故。


了解經濟成長緩慢的原因,對於如何因應未來至關重要。雖然有一些直接原因可以解釋成長為何如此緩慢,但是目前眾人仍爭論不休,其實這些原因全與逐漸增加的不平等有關。在美國(其他地方情況較輕微),人民在健康照護上花了大筆經費,但多數效果甚微,甚至毫無成效。這些錢來自薪資和所得,美國人民在健康照護上的支出往往比他們認為的還要多。健康照護的費用大概佔了美國GDP的1/5,有些人的所得與權力就是直接或間接來自於此,他們會強力捍衛這個健康照護體系。


金融業也是促進大眾福祉的關鍵因素,但也一樣太過龐大。金融業產生的巨額私人報酬勝過它的社會回饋,很多最優秀的人才都投身其中,而不實際從事生產或提出疾病新療法。在此同時,由於過於龐大,而有其不穩定性,可能因此引發金融危機,對經濟成長造成災難性的負面影響。


在美國,健康照護和金融業的龐大規模賦予這些產業政治權力,使它們難以控制。這些產業已變成了不平等的發動機,為某些人帶來巨額報酬,卻同時讓經濟成長趨緩並侵蝕創新的基礎。


如果這樣的分析正確,而我們不處理所得不平等並抑制競租(它同時是因也是果)這類行為,就不太可能恢復繁榮。就像15世紀中國皇帝擔心交出手上權力而禁止可能征服世界的遠洋探險,我們也冒著壓抑創新與成長的風險,然而創新與成長正是未來繁榮的基礎。


追求幸福是天性,未來仍樂觀


不平等將難以逆轉。有跡象顯示,儘管各國政策不同,有些國家甚至為了限制不平等而採取激進的社會福利政策,但富裕國家的不平等現象仍普遍擴大。一般認為,科技進步、自動化、全球化以及職缺外移,會造成勞工就業機會減少,但就長遠來看,他們(或至少他們的後代)能得益於這些改變的浪潮所帶來的更高度繁榮。然而人們關切的是,這些改變表面上顯現的好處,看似永遠不會到來,或者只會讓外國人或擁有自動化設備的人受益。歷史上發生類似情況常會出現這樣的擔憂,但事後證明這些擔憂都沒有根據;所以我們如果相信科技進步是促進繁榮與延長壽命的基石(我便深信不疑),在出手介入時就必須非常小心。


毫無疑問,在經歷漫長的經濟大衰退之後,人們容易變得悲觀,畢竟恐懼如此鮮明,經濟學家也比過去多年來還要擔憂。


有什麼正面的事可以平衡這種悲觀情緒?其一是,民主終究會勝出。那些目前無法充份發聲的人可以透過民主程序選出更能回應其心聲的領導者。這不容易,民主的路上也會有風險,但並非不可能。


第二,也是最有力的一線希望,歷史上屢見不鮮:人們會形塑環境以符合需要;至少就長期來說是如此。現在的情況並不像小行星正接近地球,有毀滅地球的風險。社會局勢可以改變,也必須改變,但如果都不處理,我相信以目前的競租程度,以及這類行徑在美國及國際所產生的極度不平等,很可能會拖垮我們。


然而我是樂觀的,因為追求幸福在今日依然是股強烈的欲望,一如18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