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學

發現DNA雙螺旋結構50週年︰華生專訪

「我們提出的特定配對方式,讓人馬上聯想到遺傳物質可能採用的複製機制;這一點我們並沒有忽略。」

撰文/華生(James D. Watson,分子生物學家、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冷泉港實驗室主席)、倫尼(John Rennie,Scientific American總編輯)
翻譯/潘震澤

生命科學

發現DNA雙螺旋結構50週年︰華生專訪

「我們提出的特定配對方式,讓人馬上聯想到遺傳物質可能採用的複製機制;這一點我們並沒有忽略。」

撰文/華生(James D. Watson,分子生物學家、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冷泉港實驗室主席)、倫尼(John Rennie,Scientific American總編輯)
翻譯/潘震澤

「這個構造擁有一些全新的特徵,對生物學來說具有相當的意義。」這句話,可是科學史上最出名的低調表述之一。這是1953年4月25日出版的那期《自然》中,華生(James D. Watson)與克里克(Francis H. C. Crick)文章中的一句話,他們在文章中提出了DNA構造的雙螺旋模型;這項突破,為我們開啟了分子生物學及遺傳學的大門。


為了紀念這項發現的50週年,Scientific American總編輯倫尼(John Rennie)前往美國紐約長島冷泉港實驗室華生的辦公室,與他進行了一場訪談。華生曾經擔任冷泉港實驗室的主任長達25年,自1994年起成為冷泉港實驗室的主席。華生對於雙螺旋發現的源起、分子生物學的現況,以及圍繞著遺傳科學的爭論,都做了省思。(克里克由於健康因素,未能發表意見。)

SA:DNA早已不再只是個科學名詞及實體,它已爆發成目前這個巨大的文化現象,成為我們天性的象徵。它也進入了我們的日常談話以及藝術之中。你當初在研究雙螺旋時,曾經預料


華生:沒有,才沒有,我們當時不可能想得到,因為從來還沒有人做過DNA定序或是DNA增幅的工作。1961~62年左右,著名的澳洲免疫學者伯內特(Frank M. Burnet)在醫學期刊發表過一篇文章,他在裡頭寫道:「DNA及分子生物學對醫學不會有什麼影響。」但是結果證明那是大錯特錯。因為當你能夠讀出DNA上頭究竟寫了些什麼時,那就會變得可能;這也是「人類基因組計畫」為什麼這麼重要的理由。


克里克跟我都不是那麼傾向科幻的人,我們一直都比較關心現存的事實;任何對未來的預測,只要過了五年,很快就變得沒意義了。回到1953年,我們想要做的,就只是找出DNA怎麼樣提供資訊,以及細胞製造蛋白質的裝置是什麼,就這麼些。我們根本沒想過什麼基因治療,那要到15年後的1968年,限制?發現之後,以及隨之而來的DNA定序,才有人想到。


SA:那你是否承認,你的研究工作受到想像力的推動,要比野心還多一些?


華生:我天生就好奇。好比說,我寧可讀經濟史,而不是歷史本身,因為我喜歡有所解釋。所以,如果你想對生命有所解釋,就一定得從生命的分子基礎著手。我從來不認為生命有超自然的基礎;我很幸運,帶我長大的父親沒有宗教信仰,我也就沒有那方面的問題。我母親是個有名無實的天主教徒,也僅止於此。


SA:我們回顧雙螺旋發現的競賽,很顯然不同人的個性,強烈影響了是誰最早發現以及如何發現的認定;然而,當時這項發現似乎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那時你們有好些人都很接近答案,你和克里克、加州理工學院的鮑林(Linus Pauling)、英國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和佛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等,要是你和克里克當時沒有提出這項發現……


華生:我相信在一年內就會有人提出。由於當時佛蘭克林已經要離開國王學院,我們並不曉得她在2月底已經得出B型的結構。不只是當時我們不曉得這件事,就連我在寫《雙螺旋》一書時(1968年)也還不曉得。


SA:關於威爾金斯未得到佛蘭克林的允許,就讓你看佛蘭克林拍攝的晶體照相圖,而給了你和克里克解開DNA結構的重要線索,這一點一直有所爭議。


華生:有些人說,之後你為什麼不找佛蘭克林談談,為了你看過她拍的照片而謝謝她?問題是她根本不要談,她也不和同事談這件事。


她在過世前,住在克里克家中,那是個回憶當年的好機會,但她就只「往前看」。她已經失去了解開DNA結構的機會,她的心思只放在解開下一個物質的構造上。


SA:回頭來看,如果諾貝爾獎委員會將這個獎讓佛蘭克林與你及克里克分享,而不是給威爾金斯,是否會更合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