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專輯

諾貝爾獎札記

別只是把它視為一個狀元頭銜,而忽略了背後的學術意涵。

撰文/周成功(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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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札記

別只是把它視為一個狀元頭銜,而忽略了背後的學術意涵。

撰文/周成功(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每年10月,諾貝爾獎頒佈之後,都不免在媒體與學界引起許多議論,話題從今年的獲獎人是否實至名歸,乃至下個獎項會花落誰家。社會大眾往往關心台灣何時會出現諾貝爾獎得主,主政者也不能免俗地隨性承諾:未來20年要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甚至有人在面對年輕學子時,會以先知口吻斷言哪些領域才是競逐諾貝爾獎的正確方向。這種對諾貝爾獎的迷思,其實不僅台灣獨有,東方世界中的日本、韓國亦不例外,其中尤以日本的「50年拿下30個諾貝爾獎」豪語最為「壯觀」!


表面上看來,諾貝爾獎得主的多寡固然反應出某種程度的學術實力,但當舉國上下把它當成另一個「狀元」頭銜起而追逐時,就不免讓人覺得我們對學術價值的認識仍停留在看熱鬧的階段。其實,諾貝爾獎代表的是西方學術社群的一種「社會活動」。就此觀點,我們倒可以從熱鬧的表面下看出一點西方學術發展的門道。


就在台灣為了大學是否該分級而爭吵不休的當下,我們不妨看看人家是怎麼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的。過去30年中,諾貝爾生醫獎有38位來自美國,分析這些得獎主所受的大學教育,會發現他們大多來自小型的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其次則是歷史悠久並深具學術傳統的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至於台灣公認大學分級的模範生,也就是加州的研究型大學,歷來的大學畢業生還未出現過諾貝爾獎得主!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清楚的事實,就是優質的大學基礎教育對人才培育極為重要,沒有扎實的大學部教育,而只是一味強調提升大學的研究水準,其實是捨本逐末的做法。


從歷年來諾貝爾獎得主的出身及研究主題,也不難看出另一個有趣的訊息,就是學術發展的潮流及學術傳統的傳承。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國密蘇里州華盛頓大學的柯瑞夫婦(Carl F. Cori & Gerty T. Cori),他們在1947年因為肝醣代謝的研究而得獎。柯瑞手下有一位醫生蘇瑟蘭(Earl W. Sutherland),想探討肝醣代謝如何受到荷爾蒙的調控,結果發現細胞內的二級傳訊分子「環單磷酸腺卄甘」(cAMP),並因此在1971年得獎;柯瑞的另一位門生克瑞布斯(Edwin G. Krebs)則因為研究cAMP的作用機制,發現到細胞是利用蛋白質的磷酸化做為調控機制,而在1992年得獎。蘇瑟蘭和克瑞布斯奠定了細胞訊號傳遞這個領域的基礎,而蘇瑟蘭更直接影響到吉爾曼(Alfred G. Gilman)及穆拉德(Ferid Murad)的研究方向。吉爾曼發現cAMP生成酵素「腺卄甘環」(adenyl cyclase)的調控蛋白,穆拉德找到了環鳥卄甘磷酸(cGMP)的生理作用,兩人分別在1994及1998年得獎。從柯瑞到穆拉德,可以看出一個學術研究傳統的建立雖不容易,但仍有脈絡可尋,絕非我們在這裡吵吵鬧鬧便可見得成效!


諾貝爾獎的另一個重要意義是,它指引出當前學術發展的主流趨勢。例如,細胞凋亡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被英國科學家發現,但它背後的生理意義晦暗不明,直到研究線蟲發育的科學家發現細胞凋亡受到一些基因調控,「死亡程式」才立刻成為生物醫學研究的顯學,研究線蟲的先驅布藍納(Sydney Brenner)、索頓(John E. Sulton)和霍維茲(H. Robert Horvitz)也在2002年得獎。另外,像1995年得獎者建立利用果蠅研究胚胎發育的研究模式;2001年得獎者開創細胞週期調控的研究領域,都是很好的例子。至於哪些才是未來可能得獎的領域,我敢說大部份的猜測都屬無稽之談。開創性的研究突破並非靠猜測或金錢堆出來,靈感、努力再加上一點運氣,恐怕還是成功的最重要條件吧!


【欲閱讀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2004年第34期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