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上集

愛因斯坦也沒轍

他的社會正義理念經常背離所處時空的主流意見。

撰文/高涌泉

形上集

愛因斯坦也沒轍

他的社會正義理念經常背離所處時空的主流意見。

撰文/高涌泉


據說有些哲學作品有撫慰人心的功用,例如我在莊信正所著《文學風流》中讀到羅馬大政治家小加圖(Cato the Younger)在自殺前夕重讀《柏拉圖對話錄》〈斐多篇〉(Phaedo),此一名篇描繪的是蘇格拉底服毒就義當天哲人與學生的對話,大約小加圖認為可以從中求得一點激勵。後來我在網路上看到收藏於法國羅浮宮的一尊小加圖大理石雕像:站著的小加圖眼睛正看著左手所拿的〈斐多篇〉(羊皮書?),垂著的右手則拿著將要刺向自己的劍,這讓我對於這個故事有了更深的印象。小加圖的例子可能戲劇化了些,不過閱讀哲學可以得到慰藉,應是不少人的經驗。


我多少也嘗過這樣的滋味,但在哲學之外,我發現閱讀愛因斯坦也可有類似的激勵作用。我指的不是愛因斯坦的科學論文,而是他那些為數不多的一般著作,包括他人收集整理的語錄。一個我喜歡的例子是愛因斯坦在1931年所寫的〈我的世界觀〉(The World As I See It),文章不長,他在裡頭闡述的人生、哲學、價值觀,很引我共鳴。其中一小段是:「善(Kindness)、美(Beauty)、真(Truth)這三個理想照亮了我的道路,一次又一次給我新勇氣以便能愉快地面對人生。如果不存在著理念相同的人、如果不能把心思置於客觀世界以及對藝術與科學永無止盡的追求,人生對我來說是虛無的。對於物質、外在成功和奢華的追求,我認為都是可鄙的。我有熱切的社會正義感與社會責任感,這和我沒有與其他人直接接觸的需求成了奇怪的對比。」另一段是:「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制度,每個人都會是被尊敬的個體,沒有人應被視為偶像。」


愛因斯坦的表白讓人聯想起大哲學家康德的名句:「有兩個東西充滿我心靈,我們越常去思索,就越感到仰慕與敬畏,這兩個東西就是頭頂上充滿星星的穹蒼與心中的道德律。」對我來說,愛因斯坦與康德兩人心靈有相同的寄託──宇宙與正義,這很能引我共鳴;我閱讀愛因斯坦所獲得的激勵就來自這種同路人的感受。


然而抽象地談社會正義是一回事,如何在具體情境中認定正義何在又是另一回事。在這一點上,愛因斯坦所採納的立場,經常背離所處時空的主流意見。例如當他多數德國柏林大學的同事,包括好友普朗克(Max Planck)、哈柏(191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能斯特(Walther H. Nernst,192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等,在一次大戰期間簽署「93人宣言」(Manifesto of the 93),否認攻擊比利時,並宣稱若非德國的軍國主義,德國文化早就滅亡,而愛因斯坦是極少數敢公開唱反調的人。到了納粹興起,愛因斯坦當然更加與德國社會格格不入。他寫信給哈柏說德國沒有好人,除了少數幾位:普朗克60%高貴,馮勞厄(Max von Laue,1914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100%。普朗克的正義感在愛因斯坦心中未獲滿分,原因應是普朗克多少遷就了納粹。


愛因斯坦流亡美國後,落腳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與邏輯大師哥德爾(Kurt Godel)成了好友,兩人常一起走路上下班。哥德爾或許過於執著於理性,時有出人意表的舉止,令一些人反而擔心他腦子是否有點毛病,愛因斯坦當然不認為如此。但他在1953年對助理說:「你知道嗎?哥德爾真的完全發瘋了」,因為「他投票給艾森豪!」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是美國二戰英雄,代表共和黨參加1952年總統大選,民主黨的代表則是文人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自由派的愛因斯坦無法理解哥德爾怎麼會支持一位右派軍人。


在科學之外,愛因斯坦一輩子念茲在茲社會正義,卻連周遭好友也無力感召,難怪他會於1936年,57歲之時,在封存於密封鐵盒之中的羊皮紙上寫下了這樣的留言給未來:


親愛的後世:如果你們沒有變得更和平、更有公義,而且大致上比我們更明理,那麼就下地獄去吧!在此表達這一點熱切期盼的是在下愛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