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之外

試管與筆桿

「機運與必然」讓兩位天才在動盪的時代,攜手走了一趟燦爛的文學、科學與哲學的「共同冒險」。

撰文/插畫/陳文盛

教科書之外

試管與筆桿

「機運與必然」讓兩位天才在動盪的時代,攜手走了一趟燦爛的文學、科學與哲學的「共同冒險」。

撰文/插畫/陳文盛


1957年10月當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獲悉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他,他寫了封信給巴斯德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學家莫納德(Jacques Monod),信中說:「這意外獎項給我帶來的疑惑超過肯定。至少我有友情幫助我面對它。和很多人在一起都覺得孤獨的我,只和少數人感覺到友情。你是其中之一,我親愛的莫納德,恆久真誠,我必須跟你說。我們的工作和忙碌生活把我們分開,但是我們在一項共同冒險再度重聚。」


那年卡繆44歲,已經國際馳名;莫納德47歲,才開始在科學界嶄露頭角。卡繆為何對一位科學家如此交心?他信中提到的「共同冒險」又是指什麼呢?


這要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當時卡繆和莫納德不相識,但是兩人在德軍佔領的巴黎投入地下抵抗工作。原本就在報社工作的卡繆匿名加入地下報紙擔任編輯兼撰稿,很多人被他鼓吹積極抗敵的文章感動。這期間他用本名出版了小說《異鄉人》、散文《薛西弗斯的神話》以及兩部劇本,建立了他的文學地位。這一暗一明的角色各享盛名,戰後大家才知道他們是同一人。莫納德當時是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員,白天做實驗,晚上參加武裝地下組織,進行破壞、劫郵、暗殺和支援聯軍等活動。他在組織中晉升到參謀長的職位。


戰後1948年他們在一場人權活動結識成為知交。他們發現繼希特勒之後,現在有一樣可怕的新敵人,就是蘇聯的史達林共產政權。雖然兩人都是左傾的社會主義者,曾經加入共產黨,但是他們都唾棄蘇聯的極權與恐怖統治。蘇聯的御用科學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為了政治思想的目的,詆毀孟德爾遺傳學,提出後天環境可以影響遺傳本質,並且殘酷迫害傳統遺傳學家。這更激怒莫納德,採取嚴厲的批判和人道救援。也因此他和卡繆都受到一些昔日同志的不諒解與攻擊。


卡繆和很多存在主義者不一樣,他不擁抱虛無主義。《薛西弗斯的神話》就表達他對人生價值的追尋。神話中薛西弗斯被神懲罰,不停地推巨石上山,石頭抵達山頂後就滾下來,他必須一再推它上山。雖然承受著這永恆的懲罰,卡繆認為:「往山頂的奮鬥就足以充實人的心。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1960年,卡繆死於車禍,但是他和莫納德的「共同冒險」沒有結束。10年後,莫納德出版一本暢銷書《機運與必然》(Chance and Necessity)。書名取自希臘哲學家德模克里特所說的:「宇宙所有的事物都是機運與必然的結果。」這本書處處可見卡繆對他的影響,書中開始的題詞就引用卡繆《薛西弗斯的神話》的結語。


這時期的莫納德和同事賈可布(Francois Jacob)解開大腸桿菌代謝乳糖的基因調控機制,發表留名青史的「乳糖操縱組」模型。1965年他們和老闆勞夫(Andre Lwoff)一起獲得諾貝爾獎。


比起卡繆和其他哲學家,莫納德更進一步以科學邏輯鞏固存在主義的論述。他說生物學的研究顯示人的出現是出於機運,不是出於神聖的計畫,因此根據後者衍生的道德信仰就無所依據。沒有先天的依據,人就必須自己規範行為,並承擔後果和責任。這是存在主義的中心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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