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真假假

立法禁止戰爭

放逐與孤立那些破壞和平者,比以暴制暴更有效。

撰文/薛莫(Michael She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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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禁止戰爭

放逐與孤立那些破壞和平者,比以暴制暴更有效。

撰文/薛莫(Michael Shermer)


在一口氣看完了長達18個小時、由彭斯與諾維克執導的美國公共電視網紀錄片「越戰」後,我感到身心俱疲;主因是看到政客拚命騙人、自欺以及無可救藥的道德偏差,導致超過300萬南北越的平民與士兵以及超過5萬8000名美國士兵死亡。從歷史角度來看,除了妄想的理論家之外,所有人都接受越戰全然是人類生命、經濟資源、政治資本以及道德資產的浪費。看完後,我的結論是:應該立法禁止戰爭。


事實上,戰爭於1928年就已列為非法行為。這是怎麼回事?


美國耶魯大學法律學者海沙威與夏比洛在新書《國際主義者:某位試圖立法禁止戰爭的激進分子如何改造世界》敘述了這段歷史。本書從17世紀一群律師、立法者與政客扭曲的合法陰謀開始講起,把戰爭視為「延續政治的其他手段」(套用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茲的話);所謂其他手段包括允許殺人、合法奪取他人財物與土地等。這是怎麼辦到的?


1625年,著名的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寫了一篇長達數百頁的論文〈戰爭與和平法〉;該論文源自一篇長度相當的文章,那是他為支持荷蘭奪取葡萄牙商船「聖卡塔里納號」所寫的法律辯護文,當時荷葡兩國正因貿易航線彼此衝突。簡而言之,該論文主張:如果個人擁有受法律保障的權利,那麼國家也能擁有利用戰爭維護自身的權利;因為當時並無國際法庭存在。


這篇論文引發了後續效應:在長達400年內各國任意發表「戰爭宣言」,也就是對「正義之戰」條列「正當理由」的合法聲明,為其好戰辯護。海沙威與夏比洛建立了一個收錄400多份這類文件的資料庫,並進行內容分析。其中最常見的戰爭合理化說詞包括自衛(69%)、執行條約義務(47%)、為民事傷害尋求補償(42%)、違反戰爭法或國家法(35%)、制止擾亂權力平衡者(33%)以及保護貿易利益(19%)。簡而言之,這些戰爭宣言是為了合理化既定目標的目的性思考與操作,採用了確認偏誤、後見之明偏誤以及其他認知策略。這些宣言捨棄「我來、我見、我征服」的說法,轉而使用「我只是在那裡做自己的事,但因遭到對方威脅,為了自保而展開攻擊。」這種說法有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可稱為道德偏差:相信自己的目的合乎道德與正義,任何異議者不僅不正確且不道德。


1917年,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大屠殺已為世人所知,芝加哥一位名為列文森的公司法律師尋思:「我們應該制定禁止戰爭的法律,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有戰爭法;一如我們沒有特別為謀殺或毒害他人制定法條,而是有禁止這些行為的法律。」在哲學家杜威倡導以及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德國外交部長斯崔瑟曼、美國國務卿凱洛格的支持下,非戰公約(或稱和平條約或凱洛格-白里安條約)於1928年在巴黎簽署;自此戰爭被視為非法行為,列文森的夢想也得以實現。


但從之後發生戰爭的頻率來看,事與願違,道德偏差反而增加了,同時該條約也缺少強制性。在毀滅性的二次大戰之後,事情開始有所改變;「放逐」的觀念逐漸成形,最常見的例子是經濟制裁。海沙威與夏比洛解釋道:「與其攻擊破壞規則者,執行放逐懲處者寧可不與破壞規則者有任何瓜葛。」雖然這種孤立主義不是都很管用(例如對古巴、前蘇聯),只是在某些時候能發揮作用(例如對土耳其、伊朗),但幾乎都比戰爭的遏止效果強。海沙威與夏比洛的研究顯示,國際戰爭的頻率急遽下降,侵略行為幾乎完全消失。


放逐對北韓是否有用,還不得而知。對某些人來說,軍事行動非常誘人;但只要想到北韓的地理形勢,我們就應該把美國民歌手席格反越戰歌曲中的歌詞放在心上:「我們半身已陷入泥淖/但大笨蛋說繼續前進。」如今我們已知,越戰的下場如何。(潘震澤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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