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沙龍

水井、木骨與醫學

知識的建立與傳播都會經歷複雜的社會化過程,不只需要反覆論辯才成一家之說,也可能因藏私而佚失。

撰文/高英哲

科學史沙龍

水井、木骨與醫學

知識的建立與傳播都會經歷複雜的社會化過程,不只需要反覆論辯才成一家之說,也可能因藏私而佚失。

撰文/高英哲


台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主辦的「科學史沙龍」,過去主題多以物理及化學等物質科學為主,許多聽眾反映,希望能多聽一些醫學的故事。科教中心因此在去年12月13日加開一場「醫療的故事」,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尚仁,以及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哲嘉,為聽眾帶來東西方兩段精采的醫療史,聊聊醫學知識如何與時俱進。


史諾如何破解霍亂之謎?


首先由李尚仁為聽眾介紹傳染病研究史上經典的霍亂案例。霍亂是19世紀的指標性傳染病之一,通常沿貿易路線傳播;當時歐洲醫學界認為,霍亂源自印度風土病,透過英國殖民者帶到歐洲。霍亂與急性腸胃病都會上吐下瀉,但霍亂發病快、死亡率高,加上大量脫水的恐怖死狀,肆虐之處人心恐慌;當局為了阻止疫情擴散而推動大規模檢疫,甚至進行都市更新,反而加劇階級衝突,造成社會動盪。


當時醫學界對於這種新傳染病的致病原理、傳染途徑跟治療方法莫衷一是:有人認為霍亂的典型症狀是上吐下瀉,當然是腸道疾病,只要幫病人補充水份、保持溫暖;有人認為腸道疾病發病致死不會這麼快速,可能是血液中毒或神經疾病,因此主張大量放血,甚至採用含汞藥物等高風險療法才能見效。然而,最讓人摸不著頭緒的是霍亂的傳染途徑,如果是單一傳染源,例如接觸病患衣物,很難解釋霍亂「跳過」幾戶、幾個村莊的傳播模式;若說多重因素,例如當地飲食、飲水與骯髒環境造成的瘴氣,但霍亂很明顯是從外地傳入,偏重環境影響的瘴氣理論同樣說不通。


首位提出並證實霍亂傳染方式的是英國外科醫師史諾(John Snow)。他對改良麻醉技術深感興趣,率先研究如何計算乙醚用量、設計出控制劑量的儀器,並曾為維多利亞女王進行麻醉無痛分娩。他在1849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霍亂傳染方式研究》,指出霍亂並非肇因於瘴氣,而是透過水進行傳播。後來再版時,史諾加入關於倫敦蘇活區的案例研究,他從當地染病家戶的分佈圖判斷,500位死於霍亂的居民的飲用水都取自同一口水井;另外史諾也進行倫敦的自來水供給調查,藉著比較兩家水源不同的自來水公司其用戶罹患霍亂的比率差異,排除由多重環境因素造成霍亂的可能性。李尚仁認為這項研究雖然沒有蘇活區案例有名,但在實驗方法還未確立的時代,史諾佐證水才是單一傳染源的論點,在科學史上的意義更為重要。


這項劃時代的研究雖然了不起,但與大多數突破性研究一樣,並不是一提出就獲得學界一致認同。李尚仁說,當時其他學者批評史諾的研究既沒有考慮樣本母數比率,也沒有把年齡和職業等變數納入考量;史諾也無法說明水這個單一傳染源出了什麼問題。有聽眾提問,霍亂症狀跟其他腸道疾病如此相似,史諾在研究過程中有沒有可能把霍亂與其他流行病混淆?李尚仁認為在臨床診斷沒有標準作業流程的時代,確實有可能發生。


一直要到1883年,柯霍(Robert Koch)發現霍亂弧菌,史諾當初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致病原理才終於水落石出。我們從史諾的霍亂研究中,不但看到疾病地理學與流行病學的優勢與限制,也深刻體會到,即使是劃時代的研究也必須經過反覆論辯以及後人補充的社會化過程,才能真正落實完備,成為一家之說。


木骨模型的江戶之旅


講座下半場,張哲嘉把聽眾的目光從西方轉向東方,訴說日本江戶時代一位骨科大夫星野良悅打造木骨模型的故事,雖然遠不如霍亂研究出名,卻是日本骨學印證與接軌西方醫學的重要例子,對於日本醫學知識的建立與傳播有異曲同工之妙。


傳統日本骨學深受中國影響,17世紀中葉,明朝遺民陳元贇(讀音ㄩㄣ)赴日以圖反清復明,不但把柔道傳進日本,也把習武者必須略懂的接骨技藝一併帶去。後來日本接骨三大流派:江戶名倉家、大阪年梅家以及長崎吉原家的發展都受到陳元贇的影響。


這些骨學知識以家族或師門秘傳為主,在1770年抄錄下來的《家法難波骨繼秘傳》,就是該書作者假借賣身潛入大阪年梅家,苦心孤詣偷偷學藝的心血結晶;骨學傳授的封閉性可見一斑。但是也多虧此書,我們才發現日本並非一味接受中國骨學知識,對可疑處早有批判。張哲嘉舉例,中國宋朝有人算過,男人有365根骨頭,女人有360根;但是此算法把軟骨、指甲跟牙齒一併計入,以現代標準來看顯然過於寬鬆。《家法難波骨繼秘傳》根據實際摸骨經驗指出,人體骨頭總數是332根,男女皆同;並且從不同角度繪製骨骼圖,試圖呈現骨頭的立體面貌。有聽眾問,古代人骨應該不難取得,為何連骨頭總數這麼簡單的問題到了江戶時代仍有爭論?講座主持人、台大共同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王道還說明,要判別屍首中分離的骨塊是否為單一完整的骨頭並不簡單,即使是有系統的計畫性研究,認定標準都有爭議。


一心想學習骨科知識的星野良悅,對於日本骨學的秘傳作風有所不滿,於是他向廣島藩申請兩具完整的死囚屍體,對人骨進行澈底研究,再請木工製作出木骨模型;完成後,他公開展示木骨模型,任何人都可以一窺究竟。日本在江戶時代採行鎖國政策,僅開放長崎供中國人及荷蘭人通商,在長崎擔任蘭學(西學)翻譯的吉雄耕牛在欣賞木骨模型後,建議星野良悅把模型帶到江戶(今東京)跟《解體新書》的翻譯者杉田玄白交流。


杉田玄白是當時日本蘭學執牛耳的人物,因為翻譯荷蘭的《解體新書》而和整個漢醫界槓上。星野良悅的木骨模型正好有助於佐證《解體新書》的內容,於是修訂《解體新書》的杉田玄白弟子大槻玄澤熱情接待了星野良悅。有了星野良悅的模型佐證,大槻玄澤更加確定他對荷蘭文理解無誤,因此對於修訂版《解體新書》骨學部份的正確性深具信心。


不過雖然蘭學家把星野良悅視為盟友,甚至讓他名列蘭學家的「番付」(人氣排行榜),星野良悅卻對漢醫界有別的政治考量,另外打造一副木骨模型進呈給漢醫體系的醫學館,因而獲得幕府酬庸。張哲嘉認為星野良悅很懂得宣傳,他在光榮返鄉途中,特意在大阪停留一個多月,於骨科醫的大本營公開展覽木骨模型。


無論動機是出於交流還是示威,後人都慶幸他辦了那場展覽,因為星野良悅兩年後就過世了,而進呈給醫學館的那套木骨模型後來毀於一場大火;如今陳列在東京大學總合博物館的木骨模型,是依據當時在大阪參觀過展覽的骨科醫各務文獻重新製作而成。知識不會因為批判而褪色,卻很容易因為藏私而佚失,這段木骨模型的故事值得我們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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