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創藝術

從畫錯的犀牛到丈量世界之後

探索與創造,乃是人類所有追求的偉大核心,或至少所有的追求或多或少都與它們直接相關。 ──威廉.洪堡

撰文/沈伯丞

科學創藝術

從畫錯的犀牛到丈量世界之後

探索與創造,乃是人類所有追求的偉大核心,或至少所有的追求或多或少都與它們直接相關。 ──威廉.洪堡

撰文/沈伯丞

(繽紛生動:梅里安在1705年《蘇利南的昆蟲變態》中的作品。)

歷史上,以動物繪畫主題成名的藝術家,儘管未必多如繁星,但也為數不少。然而只有杜勒(Albrecht Durer)能夠在畫錯動物的情況下依舊贏得掌聲。16世紀的歐洲處在新世界與新航路的發現及探索過程中,水手帶回來的除了香料、黃金、白銀之外,最能觸動歐洲人想像力與藝術激情的,當屬各種遠方動物的骨骼、皮膚、犄角乃至於驚鴻一瞥的形象傳說,其中最著名的美麗錯誤就是杜勒畫錯的犀牛。杜勒的犀牛正是當時典型以傳說與想像,加上斷簡殘篇的記錄拼湊出的傑作。這幅1515年創作的木刻犀牛版畫,源於一幅不知名畫家所畫的印度犀牛素描及其上的文字描述,杜勒本人從沒見過那隻犀牛的實體。儘管杜勒畫中的犀牛構造並不正確,但憑著大師名號,這幅版畫依舊風靡了整個歐洲,並在接下來的三個世紀被大量複製,曾有人說:「再沒有動物圖畫像『杜勒的犀牛』般對於藝術影響深厚。」

(精雕細琢:杜勒在1515年創作的木刻犀牛版畫。)


杜勒畫錯的犀牛,除了對藝術史影響深厚之外,還象徵了16世紀西方因為探索新世界帶回的全新視野及經驗。這個夾雜著幾許吹噓的傳說以及真實卻又破碎的新視野與想像,讓巴洛克藝術得以無盡發揮、想像怪獸的形象,與此同時,這些夾帶著傳說的新發現也催生了王公貴族用來炫富的驚奇室(cabinet of curiosity),以及後來稱為「科學」的自然哲學。從洞窟壁畫開始,藝術創作一直和人類對於外在世界的觀察心得與描繪緊密相關,而杜勒以及其後的許多以自然史與博物學為主題的藝術家,全部都繼承了這個遠古以來的藝術傳統。

如同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所言,探索與創造乃是人類所有偉大追求的核心,而這句話對於以自然史及博物學做為創作起點的藝術,或許最貼切闡述了科學與藝術之間的緊密關係。(編按:威廉.洪堡在1809年與弟弟亞歷山大.洪堡創立德國洪堡大學。)

蟲魚鳥獸與崇山峻嶺的浪漫

我們的想像力只有宏偉足以震攝,但自然哲學的愛好者應該平等的將此反映在微小的事物上。──亞歷山大.洪堡

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影「丈量世界」,故事的主角是18、19世紀著名的數學家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及博物學家亞歷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相較於高斯,亞歷山大.洪堡的壯遊(南北美洲、中亞)與繪測,更是浪漫主義時代主要的科學活動,也刺激了騷人墨客的想像。如同歷史學家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在著作《大探險家:發現新世界的壯闊之旅》中所言,18、19世紀的地理發現及繪測,不僅刺激了藝術家的想像,也促成了浪漫主義的誕生。

在這類壯遊活動中,連帶誕生了當時非常流行的科學插畫(以水彩記錄動、植物)圖錄。這些記錄著新世界各種動植物的插畫,助長了歐洲人的獵奇胃口,更擴大了仕紳貴族的蒐藏數量,最終這些千奇百怪的蒐藏促成了博物館的誕生。儘管科學插畫是當時這類科學田野活動的記錄,但如果繪圖者獨具巧思,便可把單純的科學記錄提升至沉美的藝術作品,而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正是把科學插畫提升至藝術審美境界的奇女子。梅里安曾攜女前往南美的蘇利南進行生物調查,她的《新花卉圖鑑》(Neues Blumenbuch)及《蘇利南的昆蟲變態》(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跳脫了單調、呆板的物種記錄,更嘗試把整體的生態以及物種進行組合性的描繪,讓畫作整體的視覺更活潑、生動,並且更有助於認識物種的棲地及生態。梅里安對於花卉植物及昆蟲的細膩描繪,恰恰呼應了亞歷山大.洪堡「自然哲學的愛好者應該平等將此反映在微小的事物上」這樣的看法。

而德國浪漫主義風景畫家佛烈德利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作品則回應了「我們的想像力只有宏偉足以震懾」這樣的說法,他的作品總是在描繪大自然的浩瀚與雄偉,或是崇山峻嶺、遼闊的冰原及海洋等。觀賞佛烈德利希的作品,將更容易理解康德、叔本華以及黑格爾等哲學家其美學理論中所謂「崇高」(sublime)的意義。如果說,有一幅畫作能體現出「浪漫主義人」(romanticism man)的形象,那麼或許正是佛烈德利希作品「霧海上的漫遊者」(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那位身著大衣和長褲,手執紳士拐杖迎風立於山巔的男子。

(震懾人心:佛烈德利希1823~1824年的作品「冰之海」(The Sea of Ice)。)


從文藝復興、巴洛克時代的驚奇室到浪漫主義時期的博物館,關於自然知識的探索也從自然哲學更名為科學,而藝術的創造也始終亦步亦趨呼應著科學的探索,眼光也拓展至微小生物的世界以及浩瀚的地理、水文奇觀上。


文明的反思與憂傷的浪漫

「自然」不再是我們對抗的對象。而我們正是決定何謂自然以及其未來應該怎樣的人。──克魯琛


不久前的一則科學新聞提及,一群夏威夷的地質學家證實,塑膠會變成岩石的一部份。由於塑膠是極難分解的物質,經過和砂石地質作用沉積形成了特殊的垃圾與砂石混合物,這種岩石稱為「膠礫岩」(plastiglomerate)。宣告了「人類世」(Anthropocene)這個全新地質年代的到來。


「人類世」是由1995年的諾貝爾獎得主、荷蘭化學家克魯琛(Paul Crutzen)首度提出。他認為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足以成為一個新的地質時代。2008年,英國地質學家薩拉奇維克斯(Jan Zalasiewicz)認為我們已正式進入了人類世這個嶄新的地質年代。


儘管「人類世」還是一個十分新穎的觀念,但已有藝術家透過作品開始反思這個在法國高等美術學院院長布西歐(Nicolas Bourriaud)口中「這是一個人類已經成為自己搭建的基礎設施犧牲品的時代」。


在眾多以「人類世」議題來創作的藝術家中,美國藝術家迪恩(Mrak Dion)是極少數從1990年代開始便透過裝置藝術及複合媒材作品,警示大眾「自然」正在消逝的藝術家。迪恩擅長採用博物館的展示形式,乃至於相關學科其田野工作的標準作業流程(SOP),探討並質疑當代文明。例如1999年的作品「垃圾掩埋場」(Landfill)便以博物館模擬生態場景的手法,把海鷗與垃圾掩埋場並置,藉以諷刺自然史博物館其不合時宜、模擬場景的不真實,並真實顯露出文明廢棄物如何改造生態的事實。而作品「無脊椎海生動物」(Marine Invertebrates)更把海中的各式塑膠垃圾蒐集起來,裝在標本罐中進行展示,藉以凸顯海洋生物的消逝以及人造物的氾濫。


如果說,迪恩透過實地田野記錄與蒐集的藝術創作,是梅里安科學調查繪畫的當代諷刺版,那麼巴西攝影藝術家薩爾加多(Sebastiao Salgado)的攝影作品「創世紀」(Genesis)則與佛烈德利希的畫作,同樣讓人感受到浩瀚與遼闊的大地之美。黑白照片上的冰山、鯨尾乃至於崇山峻嶺與峽谷等,薩爾加多花費了八年的時間,足跡遍及山脈、沙漠、海洋,奮力尋找地球上尚未遭人類破壞的地方,讓我們看到被人們遺忘的伊甸園。透過照片,薩爾加多向我們展示了原始大自然的奇妙世界,但那單純的黑白又似乎暗示著這一切即將成為過去。


相較於迪恩多數作品裡的諷刺、薩爾加多影像中的懷舊,艾力亞森(Olafur Eliasson)的作品「河床」(Riverbed),則赤裸裸呈現出當代科技可完整在室內重新打造一個想像中的「自然」的能力。來自丹麥的艾力亞森,作品總是透過當代科技重新投射出某種極地環境裡的水、光乃至於空氣及溫度的質感。作品「河床」是艾力亞森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現代美術館展示的作品,貫穿了數個展示空間,把北地充滿礫岩的河床景觀,原原本本重現於美術館中,構成一個完整的河岸景觀。

(忠實再現:艾力亞森的作品「河床」。)


如果說浪漫主義時期的藝術家是在畫室內描繪外在的「自然」,那麼艾力亞森則是把外在的「自然」直接帶入室內。藝術中的「自然」身處「人類世」的當下,似乎也呼應了克魯琛的看法,而藝術家的作品則似乎是對過往的自然史與博物學的道別,作品「河床」的溪水不會如大自然的河川般有強烈的侵蝕作用,留下的卻是我們決定的「自然」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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